美籍共产党员李敦白：
我从不说假话，总被误认为特务
作者 [美] 李敦白
《
青年参考
》（
2014年06月25日
3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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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是美籍中共党员，曾在华工作和生活多年，改革开放后返美创业，致力于增进两国的沟通与合作。以“一个中国的美国人”自居的他，在这部口述回忆录中通过风趣的语言，描绘了此种双重身份令他在太平洋两岸面临的、有时令人忍俊不禁的困扰。
一说回美国，现实问题就摆到了眼前。首先，我的护照早在上世纪40年代奔赴延安途中就已丢失。当时，我把护照放在一个小包里，把包拴在马鞍上，不知把它失落在了晋西北的哪个角落。在中国这么些年，我甚至从来没想过家，所以也就一直没把这当回事儿。
妻子的绿卡是特批的
去了秀水街的美国大使馆，签证领事自然要问我些问题，没说几句果然提到了护照。他问我，护照丢失后，是否做了认真努力的寻找？还没等我回答，他就扑哧一声笑了，随即发电报给美国国务院，请示是否可以特批给我护照。后来，领事给我看了回电，上面说：既然某某人没有犯下足以导致其丧失美国公民资格的错误，就可以给他补发护照。
爱人王玉琳申请签证和办绿卡的时候，发生了更多故事。签证申请表上，有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任何团体？她问我怎么填，我说你就填YES——我们俩一贯不讲假话。不过，讲真话也确实惹出了不小的麻烦。根据美国法律，凡是参加过国外共产党组织的人，是无法在美终身居留乃至取得美国国籍的。我们请了个律师帮忙，他说，美国还有这样一条法律：只要你在公共场合三次公开表明反对共产党，就可以得到豁免，登报也可以。王玉琳一听，当场表示，去你的，我才不会这么干呢。
后来我们旅游时，有个团友是咖啡公司老板，很富，还是纽约州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的支持者，我就向他介绍了玉琳的情况。你知道，玉琳是个热心肠，她跟团旅游，什么事情都管，美国人大概是从小到大没有人这么照顾过他们，都叫她“玉琳妈妈”。很快，那个参议员给移民局写了封信，称玉琳·王是“人类自由的真正的战士”，应该给她办绿卡。一个礼拜后，她的绿卡便申请下来了——参议员每年有权特批两个人的绿卡。
美国人不把我当“逆子”
我在中国待了35年，回美国以后，倒是没有太多不适应，没有感受到“文化冲击”，这要归功于我一直从事宣传翻译工作，一直读美国的报刊，所以对美国的情况并不陌生。
美国人也没把我当“逆子”看待，他们最关心、最感兴趣的是，我究竟是怎么活过来的？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总共被监禁16年，依然正常，在他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华盛顿邮报》还约我撰稿，谈我被单独监禁的情况，目的是推动废除美国的单独监禁制度。
美国舆论对我们相当友好。我返美第二天，《纽约时报》发了一整版报道，题目是《儿子回家，带回亲家的消息》，基调是友好的。我就跟王玉琳说，在美国，《纽约时报》说你好，你就好，说你坏，你就坏。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其他媒体基本都是正面报道；我的回忆录出版后，几乎所有大报都发表了称赞性质的书评，大部分读者来信也很宽容。
美国国务院中国处也约我去谈话了，问的都是很一般的问题。看得出，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敏感话题。顺便说一句，我觉得，美国国务院里面，就数中国处的人员素质最高。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总会爱上中国，至少爱其某个方面，大陆或台湾，古代或现代；不像那些研究苏联的人，对其加以深入了解的结果往往是恨这个国家。
右派们眼中的孤胆英雄
我一生被“特务”、“间谍”的阴影缠绕。1979年刚回美国时，住在纽约姐姐家，有个同乡的记者跟情报部门很熟，对我说，你们说话小心点，FBI窃听你们的电话。我回答，你赶紧告诉他们，如果有哪儿没听明白，我给他们重复一遍。我才不管它窃听不窃听。
还有一个更大的笑话。一年冬天，我在亚利桑那参加了一个小型午餐会，里面的人都很右倾，有大公司的一把手，有情报机关的二把手、三把手，都退休了，大家在那里避寒。我发现，这些人，至少有部分人，相信我原本是“他们的人”；因为我当年是随美军去的中国，后又在中国长期坐牢，他们据此判断，我一定是奉命潜伏在中国的美国特务。
前不久，其中一个人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刚从华盛顿回来，参加了一个纪念活动，“谈到你的经历，大家都非常尊敬”。我说，你们尊敬我干什么？他说，咱们共进午餐吧。在饭桌上，他说，你在中国坚持了这么久，所有人都特佩服你。我回答，我从来不是OSS（美国战略情报局），更不是CIA。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你一直是单干的！
既然说服不了他，只好由他去。玉琳开玩笑说，那你让他们给你补发16年的工资吧。
所以你看，俄国人说我是美国特务，中国也两次把我打成美国特务，美国人呢，有人认为我是中国特务，还有人认为我是美国卧底。其实，我这人连打扑克都不行，心里头的事情藏不住，好牌坏牌都写在脸上。人的命运，实在是奇特得很。
摘自《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
本书作者是美籍中共党员，曾在华工作和生活多年，改革开放后返美创业，致力于增进两国的沟通与合作。以“一个中国的美国人”自居的他，在这部口述回忆录中通过风趣的语言，描绘了此种双重身份令他在太平洋两岸面临的、有时令人忍俊不禁的困扰。
一说回美国，现实问题就摆到了眼前。首先，我的护照早在上世纪40年代奔赴延安途中就已丢失。当时，我把护照放在一个小包里，把包拴在马鞍上，不知把它失落在了晋西北的哪个角落。在中国这么些年，我甚至从来没想过家，所以也就一直没把这当回事儿。
妻子的绿卡是特批的
去了秀水街的美国大使馆，签证领事自然要问我些问题，没说几句果然提到了护照。他问我，护照丢失后，是否做了认真努力的寻找？还没等我回答，他就扑哧一声笑了，随即发电报给美国国务院，请示是否可以特批给我护照。后来，领事给我看了回电，上面说：既然某某人没有犯下足以导致其丧失美国公民资格的错误，就可以给他补发护照。
爱人王玉琳申请签证和办绿卡的时候，发生了更多故事。签证申请表上，有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任何团体？她问我怎么填，我说你就填YES——我们俩一贯不讲假话。不过，讲真话也确实惹出了不小的麻烦。根据美国法律，凡是参加过国外共产党组织的人，是无法在美终身居留乃至取得美国国籍的。我们请了个律师帮忙，他说，美国还有这样一条法律：只要你在公共场合三次公开表明反对共产党，就可以得到豁免，登报也可以。王玉琳一听，当场表示，去你的，我才不会这么干呢。
后来我们旅游时，有个团友是咖啡公司老板，很富，还是纽约州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的支持者，我就向他介绍了玉琳的情况。你知道，玉琳是个热心肠，她跟团旅游，什么事情都管，美国人大概是从小到大没有人这么照顾过他们，都叫她“玉琳妈妈”。很快，那个参议员给移民局写了封信，称玉琳·王是“人类自由的真正的战士”，应该给她办绿卡。一个礼拜后，她的绿卡便申请下来了——参议员每年有权特批两个人的绿卡。
美国人不把我当“逆子”
我在中国待了35年，回美国以后，倒是没有太多不适应，没有感受到“文化冲击”，这要归功于我一直从事宣传翻译工作，一直读美国的报刊，所以对美国的情况并不陌生。
美国人也没把我当“逆子”看待，他们最关心、最感兴趣的是，我究竟是怎么活过来的？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总共被监禁16年，依然正常，在他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华盛顿邮报》还约我撰稿，谈我被单独监禁的情况，目的是推动废除美国的单独监禁制度。
美国舆论对我们相当友好。我返美第二天，《纽约时报》发了一整版报道，题目是《儿子回家，带回亲家的消息》，基调是友好的。我就跟王玉琳说，在美国，《纽约时报》说你好，你就好，说你坏，你就坏。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其他媒体基本都是正面报道；我的回忆录出版后，几乎所有大报都发表了称赞性质的书评，大部分读者来信也很宽容。
美国国务院中国处也约我去谈话了，问的都是很一般的问题。看得出，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敏感话题。顺便说一句，我觉得，美国国务院里面，就数中国处的人员素质最高。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总会爱上中国，至少爱其某个方面，大陆或台湾，古代或现代；不像那些研究苏联的人，对其加以深入了解的结果往往是恨这个国家。
右派们眼中的孤胆英雄
我一生被“特务”、“间谍”的阴影缠绕。1979年刚回美国时，住在纽约姐姐家，有个同乡的记者跟情报部门很熟，对我说，你们说话小心点，FBI窃听你们的电话。我回答，你赶紧告诉他们，如果有哪儿没听明白，我给他们重复一遍。我才不管它窃听不窃听。
还有一个更大的笑话。一年冬天，我在亚利桑那参加了一个小型午餐会，里面的人都很右倾，有大公司的一把手，有情报机关的二把手、三把手，都退休了，大家在那里避寒。我发现，这些人，至少有部分人，相信我原本是“他们的人”；因为我当年是随美军去的中国，后又在中国长期坐牢，他们据此判断，我一定是奉命潜伏在中国的美国特务。
前不久，其中一个人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刚从华盛顿回来，参加了一个纪念活动，“谈到你的经历，大家都非常尊敬”。我说，你们尊敬我干什么？他说，咱们共进午餐吧。在饭桌上，他说，你在中国坚持了这么久，所有人都特佩服你。我回答，我从来不是OSS（美国战略情报局），更不是CIA。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你一直是单干的！
既然说服不了他，只好由他去。玉琳开玩笑说，那你让他们给你补发16年的工资吧。
所以你看，俄国人说我是美国特务，中国也两次把我打成美国特务，美国人呢，有人认为我是中国特务，还有人认为我是美国卧底。其实，我这人连打扑克都不行，心里头的事情藏不住，好牌坏牌都写在脸上。人的命运，实在是奇特得很。
摘自《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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