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主义复燃的几个真正原因
作者 玛格丽塔·埃斯蒂维斯-安部 译者 穆康德
《
青年参考
》（
2014年06月25日
03
版）
自民党领导人比民主党领导人更敏锐地发现，国家安全问题（以及相应的民族主义诉求）在竞选过程中尤为管用。与讨论经济或社会福利政策不同，发出将日本建设成美丽而强大的国家的爱国呼声，并未遭到利益集团反对，也无需作出多少具体承诺。同时，这样的议题帮助党首把自己描述成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强人。
日本近来再次成为媒体热点。而过去一年，媒体关注的焦点是：在安倍晋三领导下，日本表现出的新的强硬态度。
2012年，安倍重返首相官邸，实施被冠以“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措施，提振了日本股市，激发了人们对日本经济前景的乐观情绪。
与此同时，安倍还激起一股爱国热情，宣扬日本为没有受到丑陋往事玷污的“美丽国家”。安倍及其盟友不断强化民众对日本国力的自豪感，并声称日本在20世纪的行径并未比其他殖民大国更恶劣。这严重背离了日本在战后的国际形象——不忘日本帝国时代的罪过、强调谦虚和谨慎。
安倍将自己漫长的政治生涯建立在此类主题的基础之上。在短暂的第一个首相任期内，安倍贯彻保守的教育政策，慎重行事，避免刺激中国，并克制住参拜靖国神社的想法。
然而，再次当选首相后，他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路数。最近几年，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但安倍仍选择在去年12月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中韩政府的愤怒。
这次参拜显示，安倍无论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都比以前冒失。不过，尚不清楚的是，安倍的人望和政治力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深层次的民意转变。换言之：公众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更强硬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
随着亚洲紧张局势达到数十年未有之程度，这种外交政策今后可能成为麻烦之源。
戴维·皮林在其著作《日本逆境求存》中，为上述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颇为有益的视角。
通过广泛查阅文献和大量采访，皮林深刻阐明安倍及其盟友所鼓吹的保守民族主义的特点，娴熟地揭示了安倍世界观的历史根源，并以相对乐观的态度来评价这种世界观对日本社会以及日本与邻国、世界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
不过，如果对日本近年的历史进行更透彻的梳理，尤其是剖析日本选举制度改革如何刺激安倍等政客拥抱激进民族主义，结论就远没那么乐观了。
日本既是巨人，也是侏儒
皮林认为，日本的历史就是不断克服障碍的故事。19世纪中期被美国打开国门后，日本领导人意识到，救亡图存的惟一出路就是模仿西方列强，于是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希望由此成为“西方列强”中的一员。
然而，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成了美国的附庸国。尽管日本经济取得成功，日本人仍倍感焦虑的是，本国有别于其他富国。正如皮林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为日本制定的和平宪法剥夺了日本拥有军队的权利，日本是“经济上的巨人，外交上的侏儒”。
在美国政府的驱使下，日本为美国主导的海湾战争出资130亿美元。而令日本领导人震惊的是，日本作为战争的主要出资人，帮助科威特赶走伊拉克军队，但日本政府并未从科威特收到任何正式的道谢。
日本人意识到，软实力无法取代硬实力，日本国内开始讨论应如何走向“正常化”。在辩论中，形成了两大阵营。第一个阵营可被称为亲美保守派，他们希望日本能如美国所期望的那样承担更多军事责任，借此成为美国更可靠的盟友。第二个阵营认为，日本与美国的结盟须建立在本国有独立外交政策的基础上，他们担心日本的决定跟美国的议程绑得太紧。这一阵营被视为反附庸派，其成员希望日本能成为正常国家，而非美国的附庸国。
皮林指出，反附庸派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比如是否要改革日本现有的宪法、删除宪法中的和平条款。
而中国的迅速崛起又使这场辩论更加复杂，并催生了另一种分化，这次出现的是民族主义阵营和亲亚洲阵营。民族主义者希望日本保持其“非亚洲”的身份，不愿就日本在帝国主义时代对邻国犯下的罪行道歉。对他们来说，如果日本失去作为“西方”强国的地位，将是场悲剧。亲亚洲阵营则希望就过去的侵略行为作出补偿，强化与中国的政治联系。
貌似矛盾的是，日本的民族主义者经常将日本的“战争罪行”描绘成战胜国的审判，同时又紧紧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他们中的多数人认同安倍的心腹顾问冈崎久彦的观点：“日本只要同英国或美国是盟友，就能做得很好。”安倍也赞同这种看法，并希望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同时赞成“日本例外论”。安倍还透过民族主义的镜片来看待经济。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对日本是个打击，于是安倍将经济增长视为疗伤的药膏。
改变规则
皮林虽然厌恶安倍的民族主义，但认为这种民族主义并不持久，无需警惕。皮林认为，如今日本国内日益多元化，人们更热衷向前看，因此无论如何都不会屈从于民族主义旧梦。皮林的乐观情绪或许与他对日本过去20年的制度和政治改革缺乏兴趣有关。然而只有了解这些改革的背景，方能理解日本政治中民族主义崛起的原因。
过去20年中，日本政治领域发生极大变化。海湾战争后，日本首次动了想要成为“正常国家”的念头。20世纪90年代，已在日本执政数十年的自民党中的一些高层人士提议对政治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希望改革后的政治决策过程更有决断力。他们希望改革选举制度，让两个大党为民众提供两种不同的政治愿景，相互角逐执政权力，从而选出更强有力的首相。为此，日本于1994年制定了新的选举制度。
此前，日本议会选举采取一种十分奇特的制度：在一个产生多名议员的选区，多达十余名候选人进行竞争，其中包括来自同一政党的几名候选人；每位选民只有一张选票，投给候选人；得票最多的三至五人获胜。这种制度使政党内部出现严重的派系分裂，而选民很难弄清每个党派的立场是什么。政客主要通过给家乡选区许下种种承诺来竞选。因此，全国大选很少围绕社会福利、国家安全或经济政策等全国性重大问题展开党际竞争。
改革后，众议院选举采取简单多数制与比例代表制相结合的模式。现在，众议院300名议员由各选区直接选出，每个选区只产生一名议员，类似美国众院选举。其他200个席位则根据每个政党的得票比例进行分配，类似西欧多数国家的议会选举。
选举制度的改革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消除了全国大选期间的党内内讧，使党与党之间的竞争成了新的竞选主题。各政党首次开始制订施政纲领，候选人则围绕本党政纲展开竞选活动。于是，一个挑战自民党长期统治的反对党——日本民主党——出现了，它与自民党逐渐成为日本最主要的两大政党。虽然两党的意识形态从未有尖锐的对立，但民主党领导层由亲亚洲的反附庸派组成，自民党领导层中一些核心成员则继续坚持貌似矛盾的亲美保守主义和日本民族主义立场。
两党的斗争大大抬高了政党领导人的重要性，原因有二：在新的制度下，党首可塑造该党的选举理念，并影响提名候选人的过程；由于选民认识到为某政党投票实际上意味着是为该党领导人投票，因此，党首的政治手腕、个人魅力以及获选可能性就变得至关重要。在日本“赢者通吃”制和比例代表制混合的选举制度下，一个受欢迎的党首可能带来压倒性胜利。
这种新的选举制度深刻改变了政党和政客的行为，野心勃勃的政客有了专注全国性重大政策的动力。自民党领导人比民主党领导人更敏锐地发现，国家安全问题（以及相应的民族主义诉求）在竞选过程中尤为管用。与讨论经济或社会福利政策不同，发出将日本建设成美丽而强大的国家的爱国呼声，并未遭到利益集团反对，也无需作出多少具体承诺。同时，这样的议题帮助党首把自己描述成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强人。
前首相小泉纯一郎（自民党籍）是选举改革全面生效后首个上台的保守派政客。他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虽然他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不惧中国和朝鲜的领袖，但这种做法导致中日关系恶化。
安倍无所顾忌
在日本民族主义死灰复燃的背景下，安倍再次当选首相，并在上台后表现出比第一任期更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
另外三个因素使得安倍越发肆无忌惮。首先，自民党的意识形态构成发生了变化。由东京大学和《朝日新闻》联合进行的候选人调查显示，2009年，在众议院选举中角逐小选区席位的271位自民党候选人中，只有61人与安倍在国防和宪法改革问题上观点一致；到了2012年，264名自民党众议院候选人中，多达189人赞同安倍的观点。
其次，2006年安倍须为第二年的参议院选举做准备，而这一次，直到2016年他才会面临全国性选举。在选举周期通常很短的日本，四年已很漫长，让安倍比近年的多数首相有了更多回旋余地。
第三，自民党内的民族主义者现在利用亲美情绪垄断选举市场，他们以卖力鼓吹强化美日军事的面目出现。由于美国也希望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关系——这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的主要方面，安倍知道，美国除了支持他和他的盟友外几乎别无选择，即便他的挑衅行为有时令美国颇为头痛。
鉴于这些有利的政治状况，除非日本经济严重衰退或出现大灾难，安倍很可能成为日本罕见的维持较长任期的首相。安倍在国内的成功，对日本政坛来说或许是好事，但对整个地区而言或许不是好兆头。日本转向民族主义，将使亚洲通过和平方式达成妥协变得更困难，因为中国和韩国并不是那么情愿与一位民族主义者谈判解决领土争端。
皮林指出，尽管安倍的支持率较高，但多数日本人并不支持民族主义者。此言不虚。但围绕争议问题的舆论会迅速改变。对把持政治议程的民族主义者来说，由于日本选民投票率低，他们无需维持压倒性的公众支持：既然多数符合资格的选民不愿意投票，那么调动少数忠实选民的情绪就能对选举结果产生巨大影响。
安倍和自民党似乎已扭转了日本政治的这一劣势并使之服务于自己——这为日本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制造一种新的、更加令人不安的环境。
（作者是美国锡拉丘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摘自美国《外交》双月刊2014年5/6月号
自民党领导人比民主党领导人更敏锐地发现，国家安全问题（以及相应的民族主义诉求）在竞选过程中尤为管用。与讨论经济或社会福利政策不同，发出将日本建设成美丽而强大的国家的爱国呼声，并未遭到利益集团反对，也无需作出多少具体承诺。同时，这样的议题帮助党首把自己描述成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强人。
日本近来再次成为媒体热点。而过去一年，媒体关注的焦点是：在安倍晋三领导下，日本表现出的新的强硬态度。
2012年，安倍重返首相官邸，实施被冠以“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措施，提振了日本股市，激发了人们对日本经济前景的乐观情绪。
与此同时，安倍还激起一股爱国热情，宣扬日本为没有受到丑陋往事玷污的“美丽国家”。安倍及其盟友不断强化民众对日本国力的自豪感，并声称日本在20世纪的行径并未比其他殖民大国更恶劣。这严重背离了日本在战后的国际形象——不忘日本帝国时代的罪过、强调谦虚和谨慎。
安倍将自己漫长的政治生涯建立在此类主题的基础之上。在短暂的第一个首相任期内，安倍贯彻保守的教育政策，慎重行事，避免刺激中国，并克制住参拜靖国神社的想法。
然而，再次当选首相后，他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路数。最近几年，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但安倍仍选择在去年12月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中韩政府的愤怒。
这次参拜显示，安倍无论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都比以前冒失。不过，尚不清楚的是，安倍的人望和政治力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深层次的民意转变。换言之：公众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更强硬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
随着亚洲紧张局势达到数十年未有之程度，这种外交政策今后可能成为麻烦之源。
戴维·皮林在其著作《日本逆境求存》中，为上述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颇为有益的视角。
通过广泛查阅文献和大量采访，皮林深刻阐明安倍及其盟友所鼓吹的保守民族主义的特点，娴熟地揭示了安倍世界观的历史根源，并以相对乐观的态度来评价这种世界观对日本社会以及日本与邻国、世界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
不过，如果对日本近年的历史进行更透彻的梳理，尤其是剖析日本选举制度改革如何刺激安倍等政客拥抱激进民族主义，结论就远没那么乐观了。
日本既是巨人，也是侏儒
皮林认为，日本的历史就是不断克服障碍的故事。19世纪中期被美国打开国门后，日本领导人意识到，救亡图存的惟一出路就是模仿西方列强，于是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希望由此成为“西方列强”中的一员。
然而，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成了美国的附庸国。尽管日本经济取得成功，日本人仍倍感焦虑的是，本国有别于其他富国。正如皮林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为日本制定的和平宪法剥夺了日本拥有军队的权利，日本是“经济上的巨人，外交上的侏儒”。
在美国政府的驱使下，日本为美国主导的海湾战争出资130亿美元。而令日本领导人震惊的是，日本作为战争的主要出资人，帮助科威特赶走伊拉克军队，但日本政府并未从科威特收到任何正式的道谢。
日本人意识到，软实力无法取代硬实力，日本国内开始讨论应如何走向“正常化”。在辩论中，形成了两大阵营。第一个阵营可被称为亲美保守派，他们希望日本能如美国所期望的那样承担更多军事责任，借此成为美国更可靠的盟友。第二个阵营认为，日本与美国的结盟须建立在本国有独立外交政策的基础上，他们担心日本的决定跟美国的议程绑得太紧。这一阵营被视为反附庸派，其成员希望日本能成为正常国家，而非美国的附庸国。
皮林指出，反附庸派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比如是否要改革日本现有的宪法、删除宪法中的和平条款。
而中国的迅速崛起又使这场辩论更加复杂，并催生了另一种分化，这次出现的是民族主义阵营和亲亚洲阵营。民族主义者希望日本保持其“非亚洲”的身份，不愿就日本在帝国主义时代对邻国犯下的罪行道歉。对他们来说，如果日本失去作为“西方”强国的地位，将是场悲剧。亲亚洲阵营则希望就过去的侵略行为作出补偿，强化与中国的政治联系。
貌似矛盾的是，日本的民族主义者经常将日本的“战争罪行”描绘成战胜国的审判，同时又紧紧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他们中的多数人认同安倍的心腹顾问冈崎久彦的观点：“日本只要同英国或美国是盟友，就能做得很好。”安倍也赞同这种看法，并希望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同时赞成“日本例外论”。安倍还透过民族主义的镜片来看待经济。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对日本是个打击，于是安倍将经济增长视为疗伤的药膏。
改变规则
皮林虽然厌恶安倍的民族主义，但认为这种民族主义并不持久，无需警惕。皮林认为，如今日本国内日益多元化，人们更热衷向前看，因此无论如何都不会屈从于民族主义旧梦。皮林的乐观情绪或许与他对日本过去20年的制度和政治改革缺乏兴趣有关。然而只有了解这些改革的背景，方能理解日本政治中民族主义崛起的原因。
过去20年中，日本政治领域发生极大变化。海湾战争后，日本首次动了想要成为“正常国家”的念头。20世纪90年代，已在日本执政数十年的自民党中的一些高层人士提议对政治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希望改革后的政治决策过程更有决断力。他们希望改革选举制度，让两个大党为民众提供两种不同的政治愿景，相互角逐执政权力，从而选出更强有力的首相。为此，日本于1994年制定了新的选举制度。
此前，日本议会选举采取一种十分奇特的制度：在一个产生多名议员的选区，多达十余名候选人进行竞争，其中包括来自同一政党的几名候选人；每位选民只有一张选票，投给候选人；得票最多的三至五人获胜。这种制度使政党内部出现严重的派系分裂，而选民很难弄清每个党派的立场是什么。政客主要通过给家乡选区许下种种承诺来竞选。因此，全国大选很少围绕社会福利、国家安全或经济政策等全国性重大问题展开党际竞争。
改革后，众议院选举采取简单多数制与比例代表制相结合的模式。现在，众议院300名议员由各选区直接选出，每个选区只产生一名议员，类似美国众院选举。其他200个席位则根据每个政党的得票比例进行分配，类似西欧多数国家的议会选举。
选举制度的改革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消除了全国大选期间的党内内讧，使党与党之间的竞争成了新的竞选主题。各政党首次开始制订施政纲领，候选人则围绕本党政纲展开竞选活动。于是，一个挑战自民党长期统治的反对党——日本民主党——出现了，它与自民党逐渐成为日本最主要的两大政党。虽然两党的意识形态从未有尖锐的对立，但民主党领导层由亲亚洲的反附庸派组成，自民党领导层中一些核心成员则继续坚持貌似矛盾的亲美保守主义和日本民族主义立场。
两党的斗争大大抬高了政党领导人的重要性，原因有二：在新的制度下，党首可塑造该党的选举理念，并影响提名候选人的过程；由于选民认识到为某政党投票实际上意味着是为该党领导人投票，因此，党首的政治手腕、个人魅力以及获选可能性就变得至关重要。在日本“赢者通吃”制和比例代表制混合的选举制度下，一个受欢迎的党首可能带来压倒性胜利。
这种新的选举制度深刻改变了政党和政客的行为，野心勃勃的政客有了专注全国性重大政策的动力。自民党领导人比民主党领导人更敏锐地发现，国家安全问题（以及相应的民族主义诉求）在竞选过程中尤为管用。与讨论经济或社会福利政策不同，发出将日本建设成美丽而强大的国家的爱国呼声，并未遭到利益集团反对，也无需作出多少具体承诺。同时，这样的议题帮助党首把自己描述成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强人。
前首相小泉纯一郎（自民党籍）是选举改革全面生效后首个上台的保守派政客。他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虽然他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不惧中国和朝鲜的领袖，但这种做法导致中日关系恶化。
安倍无所顾忌
在日本民族主义死灰复燃的背景下，安倍再次当选首相，并在上台后表现出比第一任期更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
另外三个因素使得安倍越发肆无忌惮。首先，自民党的意识形态构成发生了变化。由东京大学和《朝日新闻》联合进行的候选人调查显示，2009年，在众议院选举中角逐小选区席位的271位自民党候选人中，只有61人与安倍在国防和宪法改革问题上观点一致；到了2012年，264名自民党众议院候选人中，多达189人赞同安倍的观点。
其次，2006年安倍须为第二年的参议院选举做准备，而这一次，直到2016年他才会面临全国性选举。在选举周期通常很短的日本，四年已很漫长，让安倍比近年的多数首相有了更多回旋余地。
第三，自民党内的民族主义者现在利用亲美情绪垄断选举市场，他们以卖力鼓吹强化美日军事的面目出现。由于美国也希望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关系——这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的主要方面，安倍知道，美国除了支持他和他的盟友外几乎别无选择，即便他的挑衅行为有时令美国颇为头痛。
鉴于这些有利的政治状况，除非日本经济严重衰退或出现大灾难，安倍很可能成为日本罕见的维持较长任期的首相。安倍在国内的成功，对日本政坛来说或许是好事，但对整个地区而言或许不是好兆头。日本转向民族主义，将使亚洲通过和平方式达成妥协变得更困难，因为中国和韩国并不是那么情愿与一位民族主义者谈判解决领土争端。
皮林指出，尽管安倍的支持率较高，但多数日本人并不支持民族主义者。此言不虚。但围绕争议问题的舆论会迅速改变。对把持政治议程的民族主义者来说，由于日本选民投票率低，他们无需维持压倒性的公众支持：既然多数符合资格的选民不愿意投票，那么调动少数忠实选民的情绪就能对选举结果产生巨大影响。
安倍和自民党似乎已扭转了日本政治的这一劣势并使之服务于自己——这为日本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制造一种新的、更加令人不安的环境。
（作者是美国锡拉丘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摘自美国《外交》双月刊2014年5/6月号
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