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需要的是权利而非“专家”

    一个给大众以充分自由的社会，通常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性上有更好的表现。因此，本书主张，相比那些脱离实际的专家指导意见，不发达地区的人民更需要的是落实公民权。

    去年，我在肯尼亚考察期间遇到一位埃塞俄比亚难民，对方以洪亮的声音讲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某日，一伙武装分子突然闯进他的村庄，强迫居民全部迁走，不服从者遭到野蛮的殴打和折磨。如今，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的他只能在邻国的难民营栖身，妻子和孩子不见踪影。和他遭遇相似者不在少数，几乎每个人都有关于杀戮、强奸和暴力的可怕记忆。

    让我吃惊的是，这位性情温和的农夫对英国大加挞伐，称伦敦资助埃塞俄比亚当局进行斯大林式的“村庄化”运动；政府迫使成千上万百姓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进而将土地卖给自己的关系户或外国投资人。这个案例清楚地表明，对国外资助不加思考地依赖，以及对所谓专家的迷信，可能让民主政治向专制独裁蜕变，让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沦为暴君。

    新书《专家的暴政》以被误导的政府、短视的非政府组织和自命不凡的“大师”为靶子，批评他们对独裁者的纵容，并对打着发展旗号侵犯人权的行径推波助澜。“专家们指望独裁者雷厉风行地推动新技术和新制度以消灭社会弊病，但问题不在技术层面，而在独裁本身。”

    作者威廉·伊斯特利是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在他看来，专家强制推行自身笃信的政策时，并没有尊重他们宣称的、应当被从贫困中拯救出来的那部分人的权利，他们摆出的灵丹妙药往往是机械照搬国外经验，并未充分考虑当地的条件。他还指出，独裁政体在发展经济上的表现普遍比民主政体差，表明公民自由才是那些催生成功的思想和观念扎根的前提。

    全书的核心论点在书名中有所暗示：“自由，应当成为与贫困斗争的中心。”虽然本书对西方国家的傲慢和双重标准多有批评，但并不质疑援助本身，主要是反思援助的路径。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伊斯特利展示了他的专长——通过扫视历史，用事实为理论打基础。

    书中随处可见与作者观点高度契合的案例。从韩国汽车工业的奇迹般发展，到19世纪80年代加纳农民对种植进口作物方法的摸索——最佳方式是在小种植园里跟粮食作物混种。可是，自视甚高的英国人坚持把作物种在大种植园内，不相信“落后的本地农民”能发现最高效的种植法，结果几十年折腾下来，当地农户几乎被外国专家搞得倾家荡产。

    伊斯特利还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自己眼皮底下的事情，向人们显示了顺其自然发展的力量：3个多世纪以来，纽约的某个社区从农庄变成富人聚居地，又变成风月场和生意兴隆的纺织厂，再变成艺术家们寻找灵感的去处，如今又变回豪宅和奢侈品商店扎堆的所在。

    这些例子说明，当人民可以自由挑战传统和权威时，哪怕身处社会底层者也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全书援引其他研究者的发现，称在12世纪便获得自由的个别意大利城市至今比其他城市富裕，而奴隶制仍然影响着今日非洲人的快乐、信任和成功。伊斯特利自己进行的田野调查也显示，欧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收入差距，约有78%是由历史因素导致的。

    这是一本挑衅性的书，它会激怒某些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国家，但它又是值得那些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试图用“一招鲜”的方式攻克贫困问题的专业人士阅读的。不仅如此，本书也是对那些自以为进步和繁荣可以脱离政治的、因一点成绩而沾沾自喜者的及时的炮轰。作者说，“比起物质匮乏造成的困顿，我们更应首先关心穷人缺少权利的痛苦。”诚哉斯言。英国《卫报》

    关于作者：

    威廉·伊斯特利，1957年生，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纽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作品包括《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对别的地方的帮助带来那么多伤害、那么少好处》（2006）、《成长的飘忽要求：经济学家的探险及热带地区的不幸》（2001）。作为全球百大言论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还为《纽约时报》等主流报刊杂志撰写专栏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