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军售禁令形式大于实质？

    （编者按）2014年，中日两国在对外军贸方面出现了一些让人关注的变化。中国领导人访欧期间，不断有国内外学者提及解除欧盟对华武器禁运一事，但当事方对此无明确表态。与此同时，日本安倍内阁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了存在多年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日本调整军备出口政策与欧盟维持对华武器禁运，会对国际军贸以及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产生何种影响？5月出版的台湾《亚太防务》杂志以问答形式对此进行了解读。本报将其中部分重点内容摘编如下，不代表证实或赞同原作者立场。

    日本：法律约束只是头一道坎

    问：今年4月，日本在内阁会议上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各方对此评价不同，能否先就法理进行一番说明？

    答：日本此前奉行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始自1967年4月，包括“不向共产主义国家出售武器”、“不向联合国禁止的国家出口武器”以及“不向发生国际争端的当事国或可能发生争端的当事国出售武器”。实际上，过去数十年间，日本官方多次调整立场，特别是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日本利用各种不同解释方式达成实质性放宽出口限制的目的。安倍内阁现在只是将既有做法以实际决议文字加以明确，严格来说不算重大变化与调整。

    日本最初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是由行政部门主导，此后又于1981年1月由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依照“武器出口三原则”做出“关于武器出口等问题的决议”。这一次，通过内阁决议，以行政部门裁决的方式否定国会决议，就法理上来说，“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确实具有争议性。日本国内反战团体是否会以此质疑内阁出台相关政策的法理依据，有待观察。

    问：日方此举对地区安全产生何种冲击？又对国际军贸市场具有何种影响力？

    答：首先，各国对外军售政策的最主要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商业利益并非第一重点。其次，国际军贸市场也受商业规律影响，买卖双方必须一拍即合，才有可能达成交易。因此，日本愿意出口，未见得能顺利找到买家。再者，国际军贸市场确实也有分级，受到相对威胁层次、实际冲突强度、假想敌军备水平与实际作战需求左右，因此，能够生产尖端武器或高档军事装备的国家未见得能找到适当的市场。要打入现有国际军品产销体系，并非仅凭武器质量精良就能得手，还要看买家荷包以及货架上的装备能否有用武之地。

    日本进军国际军贸市场，美国军工复合体势必面对竞争，后者会不会运用政治影响力加以干涉，无疑是日本军工产业面临的隐忧。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是多项国际武器输出管制机制的成员国，因此就算本身解禁军备出口，但也不是什么都能往外卖。假如将国际共同管制的品项扣除，再加上许多包含外来技术的装备出口受制，日本输出军品的弹性有限。

    欧盟：对华禁售早已名存实亡

    问：关于欧盟对华武器禁运，许多人不知其缘由，可否先加以说明？

    答：欧洲对华实施武器禁运，系依据1989年6月26日至27日欧共体理事会在马德里集会后做出的决议：“各成员国中止与中国的军事合作，禁止武器交易。”各国从未就如何落实执行，或是禁止武器交易的详细定义达成共识或决议。因此，多年来，北京与欧盟各国之间的军备交易并未彻底中断，解放军的许多新型武器系统中都有欧洲元素。

    尽管实质性武器或军备交易并未中止，这项规定一度成为中欧交往的障碍，不但欧盟成员国每每就是否可以进行调整争论不休，美国与日本也经常借题发挥。至于禁令的具体内容以及实际实施的效果，反而没有太多人深究。欧盟高层也不愿戳破这个假象，因此，外界总是认为欧盟仍在积极对华实施武器禁运，从而低估中欧军事交流的力度和广度。

    问：为何北京近年来不再讨论该议题，甚至与欧盟对话时也不再将解除禁运列入日程？

    答：以往中国在与欧盟对话时，解除武器禁运都是重要课题，许多欧盟成员国借此向北京示好，但又借机提出若干要求，攫取实质利益。经过多次尝试，北京发现每次都有国家出面搅局，使得解禁屡屡落空。因此，经过权衡，中方认为：只要实质军购关系不受影响，就不必在解除武器禁运上白费功夫，免得授人以柄，平白让欧盟各国获得外交操作空间。

    这种思维改变后，无论欧盟再以何种方式提出有关议题，北京都不再积极响应。欧盟各国也逐渐发现，这项议题已成鸡肋，无法以此向中方要价。简而言之，只要欧盟对华实质性军备交易未受影响，武器禁运议题恐怕会愈来愈难端上台面，无法再令双方在外交场上角力。

    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