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见
穷人一定支持“劫富济贫”吗？未必
缪莹 “政见”观察员
《
青年参考
》（
2014年06月11日
03
版）
研究表明，如果人们将现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归于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网或运气这种外界因素时，他们普遍更愿意接受再分配；当人们觉得当下的经济地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时，他们则更有可能反对再分配。在俄罗斯、美国如此，那在中国呢？
在现代社会，“资源再分配”是社会福利的基础。所谓再分配，可以理解为“劫富济贫”——将多余的资源从富人手中拿走，拨给穷人，以达到增进社会平等的目的。
如此说来，是不是穷人应该对再分配举双手支持，富人则持反对意见呢？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原因在于：今日的穷人可能变成明日的富人。那些正在努力攀爬社会阶梯的人，自然不愿意在成功后将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资源被再次分配；反之，倘若今日的富人觉得自己经济地位并不稳定，则很愿意支持再分配政策，以备日后意外之需。所以，人们对收入资源再分配的态度，和他们对自己的社会阶层流动性的估算息息相关。
在过去十几年里，学界对这个现象有不少研究。这些初步的研究表明，如果人们将现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归于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网或运气这种外界因素时，他们普遍更愿意接受再分配。然而，当人们觉得当下的经济地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时，他们则更有可能反对再分配。在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的研究发现，当人们觉得自己有更大的社会上升空间时，会对再分配持保留态度。那么，在中国是否如此呢？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罗素·史密斯在中国的调查研究表明，答案是肯定的。
史密斯教授的调查数据来自受国家统计局直接管辖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并在2010年对中国32个主要城市的近万名拥有城市户口的调查对象进行了面对面访问。在这些受访者中，3.9%的人支持资源再分配用于加强教育平等，11.5%支持再分配用来给穷人以基础社会保障，19.9%支持再分配用来减少收入不公，31.2%支持再分配用于失业保障。总共有40.4%的受访者支持以上四种再分配用途里的至少一项。
同时，访谈里还涉及受访者对自己是如何达到当下社会经济地位的判断，以及对未来地位变化的预测。其中，36.1%的受访者认为是通过自我努力，30.7%认为是运气和机遇，27.2%认为是通过社会关系，14%自认是家庭背景的原因，12.3%觉得是因为认识了有权有位的人。总体来说，人们对自己社会地位上升的空间抱有乐观态度：超七成的人认为在将来有或多或少的进步空间，不到两成的人认为自己的地位不会发生变化，而只有一成不到的人认为有可能下降。
经过数据分析后，史密斯发现，那些将目前的地位归功于个人努力的受访者，对再分配这一政策并不支持。越是认为目前的地位得益于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人，则越倾向于支持各方面的再分配。觉得目前地位来自于运气和机遇的人，并不支持有益教育平等的再分配，但支持有益收入平等的再分配。
在史密斯看来，大量受访者将当今的社会地位归于家庭背景或社会关系，依旧是受到改革开放前的思想影响。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多取决于他家庭背景的资源累积，而非个人努力。改革开放中不幸的“输家”则更是这么认为的：调查中发现，一些低收入的下岗人员、失业人员、待业人员和政府救济贫困人员，是最支持再分配的人群，毕竟他们是这一项政策最大的得益者。与此同时，老人也更容易接受再分配的概念。史密斯也将这一点归功于历史原因：在类似的欧洲研究中，东欧人民也比西欧人民更容易接受政府带头的再分配政策，其原因正是在于东欧的社会主义历史。
不过，调查同时发现，个体户和自我雇佣人员也是较支持再分配的人群之一，尽管他们更容易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努力联系在一起。史密斯教授对此的解释是：脱离了国家机构“铁饭碗”的人，更容易对自己当下的经济社会地位感到不安，而这种不安全感在毫无保障的个体户身上得到了最大的体现。因此，他们更容易接受用再分配来建起一张社会保障网，以防万一。
更有趣的是，学界也有一种富人“利他主义”和穷人“应得主义”的假说——大意是，假如富人认为造成自己现今社会地位的因素并不受自己控制（如家庭背景和关系等），则更容易有利他主义的表现；而假如穷人同样这么认为，他们则更容易觉得再分配是应得的。在本次调查研究中，这个假设在全国范围内是被证实的。
然而，当其将下岗人员最多的东北三省和全国其它地区进行对比的时候，史密斯教授则发现，东北三省的高收入者更愿意将资源再分配在失业保障方面，而比较不愿意将资源再分配在教育、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也就是说，这些人群支持再分配，并不一定是出自利他主义的考虑，而更可能是因为东北三省的高失业率十分明显，更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
在文章中，史密斯教授还提到了一个概念：赫希曼隧道效应。这是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在1973年提出的，大意是：假如有两排同方向的车队都堵在隧道里，经过漫长的等待，其中一队突然开始移动了，哪怕你在另一个停止不动的车队里，你也会觉得欢欣鼓舞，因为对方的移动意味着你也很快可以开始移动了。然而，当等待时间越来越长，你看着对方车队不停往前，自己却原地不动的时候，这种希翼逐渐会变成不耐烦、失望和狂躁，直至有些人忍不住企图插到另一个车队去，哪怕这可能违反交通规则。
这个比喻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国或许可以引起共鸣。在史密斯教授的调查中，大量受访者对自己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乐观估计，也表明了他们依旧对“车队”很快可以开始移动抱有极大信心，哪怕目前他们自己所在的“车队”并没有动静。
那么，在这些人的耐心被逐渐消耗光之前，国家如何处理资源再分配的问题，便显得至关重要。一方面，和谐社会自然需要资源再分配来加强一定的社会平等，用于安抚依旧在车龙中等待的人们；另一方面，被用来再分配的资源很可能来自那些充满了雄心壮志想要“超车”的人，而他们恰恰并不支持再分配。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国家的政府都面临着如何在这两条车队中找到平衡的问题。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
研究表明，如果人们将现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归于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网或运气这种外界因素时，他们普遍更愿意接受再分配；当人们觉得当下的经济地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时，他们则更有可能反对再分配。在俄罗斯、美国如此，那在中国呢？
在现代社会，“资源再分配”是社会福利的基础。所谓再分配，可以理解为“劫富济贫”——将多余的资源从富人手中拿走，拨给穷人，以达到增进社会平等的目的。
如此说来，是不是穷人应该对再分配举双手支持，富人则持反对意见呢？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原因在于：今日的穷人可能变成明日的富人。那些正在努力攀爬社会阶梯的人，自然不愿意在成功后将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资源被再次分配；反之，倘若今日的富人觉得自己经济地位并不稳定，则很愿意支持再分配政策，以备日后意外之需。所以，人们对收入资源再分配的态度，和他们对自己的社会阶层流动性的估算息息相关。
在过去十几年里，学界对这个现象有不少研究。这些初步的研究表明，如果人们将现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归于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网或运气这种外界因素时，他们普遍更愿意接受再分配。然而，当人们觉得当下的经济地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时，他们则更有可能反对再分配。在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的研究发现，当人们觉得自己有更大的社会上升空间时，会对再分配持保留态度。那么，在中国是否如此呢？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罗素·史密斯在中国的调查研究表明，答案是肯定的。
史密斯教授的调查数据来自受国家统计局直接管辖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并在2010年对中国32个主要城市的近万名拥有城市户口的调查对象进行了面对面访问。在这些受访者中，3.9%的人支持资源再分配用于加强教育平等，11.5%支持再分配用来给穷人以基础社会保障，19.9%支持再分配用来减少收入不公，31.2%支持再分配用于失业保障。总共有40.4%的受访者支持以上四种再分配用途里的至少一项。
同时，访谈里还涉及受访者对自己是如何达到当下社会经济地位的判断，以及对未来地位变化的预测。其中，36.1%的受访者认为是通过自我努力，30.7%认为是运气和机遇，27.2%认为是通过社会关系，14%自认是家庭背景的原因，12.3%觉得是因为认识了有权有位的人。总体来说，人们对自己社会地位上升的空间抱有乐观态度：超七成的人认为在将来有或多或少的进步空间，不到两成的人认为自己的地位不会发生变化，而只有一成不到的人认为有可能下降。
经过数据分析后，史密斯发现，那些将目前的地位归功于个人努力的受访者，对再分配这一政策并不支持。越是认为目前的地位得益于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人，则越倾向于支持各方面的再分配。觉得目前地位来自于运气和机遇的人，并不支持有益教育平等的再分配，但支持有益收入平等的再分配。
在史密斯看来，大量受访者将当今的社会地位归于家庭背景或社会关系，依旧是受到改革开放前的思想影响。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多取决于他家庭背景的资源累积，而非个人努力。改革开放中不幸的“输家”则更是这么认为的：调查中发现，一些低收入的下岗人员、失业人员、待业人员和政府救济贫困人员，是最支持再分配的人群，毕竟他们是这一项政策最大的得益者。与此同时，老人也更容易接受再分配的概念。史密斯也将这一点归功于历史原因：在类似的欧洲研究中，东欧人民也比西欧人民更容易接受政府带头的再分配政策，其原因正是在于东欧的社会主义历史。
不过，调查同时发现，个体户和自我雇佣人员也是较支持再分配的人群之一，尽管他们更容易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努力联系在一起。史密斯教授对此的解释是：脱离了国家机构“铁饭碗”的人，更容易对自己当下的经济社会地位感到不安，而这种不安全感在毫无保障的个体户身上得到了最大的体现。因此，他们更容易接受用再分配来建起一张社会保障网，以防万一。
更有趣的是，学界也有一种富人“利他主义”和穷人“应得主义”的假说——大意是，假如富人认为造成自己现今社会地位的因素并不受自己控制（如家庭背景和关系等），则更容易有利他主义的表现；而假如穷人同样这么认为，他们则更容易觉得再分配是应得的。在本次调查研究中，这个假设在全国范围内是被证实的。
然而，当其将下岗人员最多的东北三省和全国其它地区进行对比的时候，史密斯教授则发现，东北三省的高收入者更愿意将资源再分配在失业保障方面，而比较不愿意将资源再分配在教育、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也就是说，这些人群支持再分配，并不一定是出自利他主义的考虑，而更可能是因为东北三省的高失业率十分明显，更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
在文章中，史密斯教授还提到了一个概念：赫希曼隧道效应。这是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在1973年提出的，大意是：假如有两排同方向的车队都堵在隧道里，经过漫长的等待，其中一队突然开始移动了，哪怕你在另一个停止不动的车队里，你也会觉得欢欣鼓舞，因为对方的移动意味着你也很快可以开始移动了。然而，当等待时间越来越长，你看着对方车队不停往前，自己却原地不动的时候，这种希翼逐渐会变成不耐烦、失望和狂躁，直至有些人忍不住企图插到另一个车队去，哪怕这可能违反交通规则。
这个比喻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国或许可以引起共鸣。在史密斯教授的调查中，大量受访者对自己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乐观估计，也表明了他们依旧对“车队”很快可以开始移动抱有极大信心，哪怕目前他们自己所在的“车队”并没有动静。
那么，在这些人的耐心被逐渐消耗光之前，国家如何处理资源再分配的问题，便显得至关重要。一方面，和谐社会自然需要资源再分配来加强一定的社会平等，用于安抚依旧在车龙中等待的人们；另一方面，被用来再分配的资源很可能来自那些充满了雄心壮志想要“超车”的人，而他们恰恰并不支持再分配。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国家的政府都面临着如何在这两条车队中找到平衡的问题。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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