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人受够了批评

    我们一直努力压制那些抗议举办大型活动的人，还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发射催泪弹，试图指控他们是恐怖分子。我们试图说服自己，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机会，尽管很多证据显示并非如此。然而国际足联永远都不知足。

    此时此刻，巴西应该已经被终身禁足了吧，不能玩电子游戏，也不能吃甜点。

    上个月，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科茨表示，里约热内卢的2016年夏季奥运会筹备工作是他见过的最糟的。

    此前，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也说，巴西为今夏世界杯开展的准备工作，跟以往任何一届世界杯的主办国相比，差距已经拉大，尽管它有整整七年的筹备时间。然后，今年3月，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说巴西可能会成为“史上最糟糕赛事”的“最糟糕组织者”。他此前曾表示，“需要对巴西的屁股踢上一脚。”

    话说得是够难听的了。巴西人长期被视为世界舞台上的乖孩子，一直追随外国权威的超群智慧。50年前，当巴西总统古拉特在右翼军事政变中被废黜时，美国的存在感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如此夺目，以至于一位幽默作家宣布为美国驻巴西大使举办一个假冒的竞选活动：“不要中间人——直接让林肯·戈登当总统！”

    后来，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默不作声地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财政紧缩和债务重组方案——即使这意味着我们国家主权被削弱，穷人受苦受难。据说蕾哈娜来这里开演唱会时，要求她的更衣室里不得有任何黄颜色的东西，就连这我们都没有抱怨过。

    我们国家是出了名的随和，会高高兴兴地把一些油田开采权奉送给外国公司。我们友好、顺从、开朗。我们喜欢讨好别人。

    但是我们越来越觉得，正在扮演苛刻父母角色的国际足联和奥委会有点太过分了。

    为了国际足联老妈，我们试图好好表现，特别是在来访者面前。老妈希望场馆里面能卖啤酒，我们就为此修订了法律。老妈要求为她和她的服务提供商豁免税务，我们同意了。老妈要求我们只有在获得她的许可后，才能在世界杯期间举办传统的街头庆祝活动，比如圣若昂的那个，我们也服从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花了大约120亿美元讨好她，其中逾85%来自公共资金，包括税收减免。我们把公民从家园中驱逐出去，以便修建体育场馆和相关基础设施，并在场地周围建立了严密的安全区。我们一直努力压制那些抗议举办大型活动的人，还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发射催泪弹，试图指控他们是恐怖分子。我们试图说服自己，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机会，尽管很多证据显示并非如此。然而国际足联永远都不知足。

    向国际奥委会投诉是没有用的，因为它在这部家庭大戏中扮演爸爸的角色。他也不满意我们做的一切：他抱怨施工延误，里约的水道存在污染，说我们比希腊在2004年举办夏季奥运会之前还糟糕。“你姐姐成绩比你好。”我们听见他说。

    这就好像他们希望我们是古典钢琴家，但我们成了朋克乐手，一首歌就三个和弦那种。好吧，如果他们希望准时完工，也许他们应该选择德国或瑞士举办他们的活动。我们巴西人略有不同。

    科林蒂安足球俱乐部是圣保罗体育场的所有者。上个月，科林蒂安的主席戈比说，拖延是巴西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在采访中说，“我还不知道哪个翻修或建筑工程是按时完工的。”

    我举个例子：巴伊亚州萨尔瓦多市的地铁系统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在建设当中。为了四英里长的地铁轨道，政府已经花费了超过4.5亿美元。这段地铁将在世界杯开幕前一天的6月11日准备好投入运营。（两年前，联邦审计院发现，有证据显示，该项目共浪费和挪用了1.8亿美元的资金，但这件事仍在调查之中。巴伊亚的法院还起诉了几名商人，罪名是非法联手、组建垄断联盟，以及串通投标。）

    还有一个例子：22年前，我起草了一份关于清理圣保罗铁特河的请愿书。如今，签名已经收集了超过100万个，钱也花了16亿美元，铁特河仍然是臭烘烘的。

    根据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在巴西开办一家企业需要经过13道官方手续——必需的签字、表格等，并等待107.5个工作日。施工许可需要400天才能批下来，还要再等58天，工地才能通上电。

    在巴伊亚州，曾有一名男子花了四年时间才在公立医院约到一次常规尿流率检查。

    因此，国际足联和奥委会想怎么批评都可以：我们仍要等到最后一刻才会完工。最终完工时，预算会超标，甚至会发生几起安全事故。正如戈比在庆祝圣保罗体育场竣工时那句荒诞的告诫：“虽有死有伤，但大家都活下来了。”

    我们仍将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让我们面壁思过是没意义的。叫山姆大叔来帮忙也没用；他再也不想和这帮疯亲戚扯上关系了。

    （作者是小说家、巴西《圣保罗页报》的专栏作者及文学网站编辑）

    □摘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作者 凡妮莎·芭芭拉 ○译者 土土、王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