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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6月04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西学东见

“扩招”经历了怎样的决策过程?

○宿亮 “政见”观察员 《青年参考》( 2014年06月04日   03 版)

    又是一年高考时。2000年前后的大学生,对一个中国特色的词汇都很熟悉:“扩招”。对于扩招的功过是非,学者、媒体、公众都有评价。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者汪庆华在学术期刊《The China Journal》上撰文,回顾了扩招的前前后后。他认为,扩招体现了“游击队决策风格”。

    按照韩博天和裴宜理先前的定义,所谓“游击队决策风格”是与机制化的正常官僚决策机制相对的,其特点是政治挂帅、重意识形态,多采取群众动员方式,不确定性强。

    教育部曾认为“扩招时机未到”

    回顾中国的教育政策,延安时期削弱职业教育家的权限,实施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采取基于阶级的教育观。类似的教育管理风格至改革开放时期有了变化:虽然仍坚持政治挂帅,但非职业教育人士对决策的干预频率和程度减少。在20世纪90年代,教育决策逐步走向标准化和常规化。

    那时,教育政策的决策有几个层级。教育部作为日常政策的最高行政决策机关,得到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政策支持。同时,教育部经常性征求学者、主要教育机构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当然,重要决策仍需最高领导层拍板。

    扩招政策于1999年6月出台。此前,按照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上世纪90年代初制定的规划,高等教育需“稳步发展”,到2000年,规模达到600~650万人,到2010年发展至1000万人。“高等人才供应应适当小于需求数量。”

    从1996年开始,人们开始热议:如何让18岁至22岁的中国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百分比达到15%,并有人攻击教育部的政策过于保守。一些学者更进一步主张教育“适度超前发展”,提出2003年入学率达到18%,2010年达到34%。

    教育部回应:扩招时机未到。第一、财政拨款不足,需要多元化资金来源,如发展民营大学。但这种方式也需逐步开展,而且要避免民营大学学费过高、教育资源不足、盲目开设热门专业等情况。第二,就业存在潜在危机。中国大学生传统上被理解成精英,应在大城市工作,毕业生大规模增加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第三,当时,教育的计划经济色彩依然强烈,学生包分配,急需整套市场化改革,之后才能谈扩招。

    由经济学家提出的扩招建议

    不过,为了回应批评,教育部还是提出了新的振兴计划,修改高教发展口号为“积极稳步发展”,打算入学率在2000年达到11%,到2010年接近15%,同时推行教育市场化改革。按规划,1999年入学大学生比1998年增加23万,提升20.4%,就业由学生自行解决,学费适当上涨。

    但是,事后看来,1999年实际入学人数增长47.4%,增长速度是1994年至1998年年增长速度的15倍。规划与现实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汪庆华在文章中指出,中国1997年开始进入社会震荡时期。国企改革开始,大量职工下岗。随即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私企同样受到冲击。再加上城市化进程发展,整体社会矛盾加剧。1998年失业率达到7.9%到8.5%,是1949年以来最高的一年。面对经济困难,中央提出拉动内需。此时,经济专业分析人士提出,教育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供小于求的领域。

    1999年2月9日,《经济学消息报》刊登经济学家汤敏及夫人左小蕾的公开信,建议“有关领导”推动在此后三到四年中让高校学生数量翻番,新增学生自行支付每年1万元学费。他们相信这会带动240亿学费及其他相关消费,并刺激10000亿相关投资,使GDP增长0.5%。公开信引发社会的热烈讨论。

    3月,发改委在一份涉及当时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任务的文件中,第一次把扩招列为刺激国内需求的一揽子计划中重要组成部分。

    紧接着,国务院4月要求教育部修改1999年高校招生计划。

    事实上,教育部门对扩招一直持保留意见。为了避免政策过度超前,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高等教育中心做可行性报告。这份报告提出,扩招对经济刺激作用有限。与汤敏和左小蕾的结论不同,北大高教中心认为,在全国119个经济部门中,教育对国内消费和经济的刺激排名在100名之后。学费收入增加估计131亿元,带动其他投资309亿元。

    但这份报告没有对最终政策制定产生影响。6月初,最高领导层在短时间内作出了扩招决定。教育部当时负责高校工作的官员回忆,时间紧迫,但最终还是决定当年立即实施扩招计划,“摸着石头过河”。

    6月,教育部在高考前不久公布新的招生计划,计划招收人数50万。而就在此前一年,入学人数不足10万。

    汪庆华认为,扩招这一重大教育决策的作出没有遵循正常的决策流程。最初的建议是由经济学家,而不是教育专业人士提出;政策方案是由发改委,而不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提出。决策时间过短,政策形成、决定、实施三步几乎同时进行。

    文章指出,扩招决策对经济结果的考量超过了对教育本身的考量,决策过程是典型的“游击队决策风格”,并不专业。

    扩招对当时入学的学生以及整个教育体系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将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关于扩招有各种解读,汪庆华的文章从决策过程上给予教育研究新的视角,提供了新的洞见。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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