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欧美反恐斗争是如何跑偏的
[英] 罗宾·雅辛-卡萨伯 译者 韦盖利
《
青年参考
》（
2014年05月28日
32
版）
 |
《穆斯林来了！》（The Muslims Are Coming!），左页出版社2014年3月，256页。 |
本书作者主张，恐怖主义的根源在社会政策而非思想文化领域。欧美诸国对穆斯林群体特定意识形态的过度警惕和防范，只会加深隔阂，而对减少暴力无益。
比起陈词滥调的“反恐战争”之类说法，亚兰·康德纳尼聚焦恐怖主义和西方国家的反恐行动时，在遣词造句上显得更具智慧。他在新著《穆斯林来了！》的开篇写道，“恐怖主义并非极端政治的产物，而是‘政治不举’的症状。”所以，解药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强大、积极和自信的穆斯林团体，外加充分的公民权利。”但在现实中的大西洋两岸，穆斯林的意见往往被犯罪化，言论也遭到压制。如此粗鲁的方式极有可能导致暴力增多，而非减少。
在康德纳尼笔下，英美等国针对穆斯林的两种主要的防御措施——“文化主义”和“改革主义”，注重的是目标人群的意识形态，而非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说起文化主义，其头号吹鼓手当属伯纳德·路易斯，这位深受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宠信的历史学家，将问题归结于伊斯兰教本身，称“伊斯兰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同崇尚民主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基于相似的思维，另一位共和党人米特·罗姆尼如此解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分岐：“文化造成了所有不同”——换言之，数十年的占领、隔离和战争根本无所谓。
而在欧洲，作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相信，2005年巴黎郊区居民骚乱，只是因为他们是穆斯林，而与失业率高、住房条件差和警察滥权无关。或许是最荒唐的论调出自马汀·埃米斯的小品文《第二架飞机》，在文中，埃米斯轻松地承认自己一点也不懂地缘政治，但宣称自己很懂“男人”——“9·11”事件不是因为政治，而是因为涉事的穆斯林深受“性挫折”。类似的论述古已有之。笔者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的肯尼亚，就有所谓心理学家宣称，当地人的反殖民起义“并非政治因素引起，应当从精神病学方面找原因”。
至于改革主义，它的问题在于对伊斯兰文化的随意解读。作为表征，2009年，奥巴马在开罗演讲时提到，“有节制”的穆斯林文化有助于解决政治冲突。自称熟读古兰经的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则认为，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是“对伊斯兰教条的狂热迷恋”。
对穆斯林群体思想动态的关注，往往意味着国家深度介入后者的生活，以“改善信仰”。虽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有待进一步分析，穆斯林还是被笼统地分为“极端主义者”和“有节制者”。对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强调，还催生了一类所谓“美化恐怖主义罪”。随着思想文化领域成为战场，西方国家把相对新的（未必是普世的）价值观——如性别和性欲平等，转化为代表文明社会和先进文化的符号，自由主义则日益成为身份政治的迷彩。
找不到导致穆斯林群体疏离的正确原因，社会治安将更难得到保证。用作者的话讲，文化主义和改革主义都忽视了“多元文化的基本问题：一种能让全社会所有人全面参与的局面，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反过来讲，那些聚集在贫民区的穆斯林变得愈发激进而非理性，并不是成心选择这样做，而是“因为工业的崩溃、歧视性的社会政策和对种族暴力的担忧”。
曾几何时，阿拉伯裔居民被视为移民中的典范——爱国、重视私有财产、比其他某些族群更少惹麻烦，然而，反恐的旗帜升起后，他们发现自己突然被逼到了角落里。在美国喜剧演员迪恩·奥贝达拉看来，“（2001年）9月10日晚上，我是个普通的白人；9月11日一觉睡醒，却变成了阿拉伯人。”通过援引统计数据，康德纳尼指出，媒体和娱乐业的渲染令反穆斯林的癔病不断传染；仅在2010年，美国针对穆斯林的暴力活动就增加了50%。
全书最后一部分讨论了犹太复国主义在欧洲的走红——根源依然是对伊斯兰的、变态的恐惧。右翼分子将穆斯林的力量归因于他们对西方政府的渗透，热衷于传播阴谋论，称腐败的统治阶级已经屈膝投降。这种情绪发展到极致，便催生了安德斯·布雷维克这种人物。
康德纳尼是英国最出色的政治作家之一，《穆斯林来了！》并非危言耸听，也不是枯燥的学术读物，而是引人入胜的描述和敏锐理解力的结合。总之，该书值得更多人去阅读，尤其是认定自己的道德优势牢不可破的自由主义者。更值得人们反思的是，作者提到，“新保守主义发明了反恐战争，奥巴马用自由主义将其常态化，就这一点，主流舆论毫无质疑。”
□英国《独立报》
本书作者主张，恐怖主义的根源在社会政策而非思想文化领域。欧美诸国对穆斯林群体特定意识形态的过度警惕和防范，只会加深隔阂，而对减少暴力无益。
比起陈词滥调的“反恐战争”之类说法，亚兰·康德纳尼聚焦恐怖主义和西方国家的反恐行动时，在遣词造句上显得更具智慧。他在新著《穆斯林来了！》的开篇写道，“恐怖主义并非极端政治的产物，而是‘政治不举’的症状。”所以，解药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强大、积极和自信的穆斯林团体，外加充分的公民权利。”但在现实中的大西洋两岸，穆斯林的意见往往被犯罪化，言论也遭到压制。如此粗鲁的方式极有可能导致暴力增多，而非减少。
在康德纳尼笔下，英美等国针对穆斯林的两种主要的防御措施——“文化主义”和“改革主义”，注重的是目标人群的意识形态，而非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说起文化主义，其头号吹鼓手当属伯纳德·路易斯，这位深受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宠信的历史学家，将问题归结于伊斯兰教本身，称“伊斯兰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同崇尚民主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基于相似的思维，另一位共和党人米特·罗姆尼如此解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分岐：“文化造成了所有不同”——换言之，数十年的占领、隔离和战争根本无所谓。
而在欧洲，作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相信，2005年巴黎郊区居民骚乱，只是因为他们是穆斯林，而与失业率高、住房条件差和警察滥权无关。或许是最荒唐的论调出自马汀·埃米斯的小品文《第二架飞机》，在文中，埃米斯轻松地承认自己一点也不懂地缘政治，但宣称自己很懂“男人”——“9·11”事件不是因为政治，而是因为涉事的穆斯林深受“性挫折”。类似的论述古已有之。笔者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的肯尼亚，就有所谓心理学家宣称，当地人的反殖民起义“并非政治因素引起，应当从精神病学方面找原因”。
至于改革主义，它的问题在于对伊斯兰文化的随意解读。作为表征，2009年，奥巴马在开罗演讲时提到，“有节制”的穆斯林文化有助于解决政治冲突。自称熟读古兰经的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则认为，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是“对伊斯兰教条的狂热迷恋”。
对穆斯林群体思想动态的关注，往往意味着国家深度介入后者的生活，以“改善信仰”。虽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有待进一步分析，穆斯林还是被笼统地分为“极端主义者”和“有节制者”。对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强调，还催生了一类所谓“美化恐怖主义罪”。随着思想文化领域成为战场，西方国家把相对新的（未必是普世的）价值观——如性别和性欲平等，转化为代表文明社会和先进文化的符号，自由主义则日益成为身份政治的迷彩。
找不到导致穆斯林群体疏离的正确原因，社会治安将更难得到保证。用作者的话讲，文化主义和改革主义都忽视了“多元文化的基本问题：一种能让全社会所有人全面参与的局面，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反过来讲，那些聚集在贫民区的穆斯林变得愈发激进而非理性，并不是成心选择这样做，而是“因为工业的崩溃、歧视性的社会政策和对种族暴力的担忧”。
曾几何时，阿拉伯裔居民被视为移民中的典范——爱国、重视私有财产、比其他某些族群更少惹麻烦，然而，反恐的旗帜升起后，他们发现自己突然被逼到了角落里。在美国喜剧演员迪恩·奥贝达拉看来，“（2001年）9月10日晚上，我是个普通的白人；9月11日一觉睡醒，却变成了阿拉伯人。”通过援引统计数据，康德纳尼指出，媒体和娱乐业的渲染令反穆斯林的癔病不断传染；仅在2010年，美国针对穆斯林的暴力活动就增加了50%。
全书最后一部分讨论了犹太复国主义在欧洲的走红——根源依然是对伊斯兰的、变态的恐惧。右翼分子将穆斯林的力量归因于他们对西方政府的渗透，热衷于传播阴谋论，称腐败的统治阶级已经屈膝投降。这种情绪发展到极致，便催生了安德斯·布雷维克这种人物。
康德纳尼是英国最出色的政治作家之一，《穆斯林来了！》并非危言耸听，也不是枯燥的学术读物，而是引人入胜的描述和敏锐理解力的结合。总之，该书值得更多人去阅读，尤其是认定自己的道德优势牢不可破的自由主义者。更值得人们反思的是，作者提到，“新保守主义发明了反恐战争，奥巴马用自由主义将其常态化，就这一点，主流舆论毫无质疑。”
□英国《独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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