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英国人这样看“新”北京

    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间，北京经历了快速的现代化改造。英国《泰晤士报》对这座古城的新貌表示赞许，但对执政者在制度层面实施改革的可能性持保留态度。

    自1895年曝光在世人面前以来，清国的首都——一个外来民族统治者的家园，逐渐被认知和了解。在悠闲地独享了几代人的朝贡后，它的柔弱和闲散之气开始涣散开来。然而，尽管经受了1860年（英法联军）的冲击和1895年（甲午战争）几近灭亡的危局，北京在世纪之末依然什么也没学到，除了无法断绝的想要离群索居的愿望，便一无他念——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在那封“灭绝洋人”的诏书里，它还是在努力表达着这样的愿望。

    与快捷便利的通讯方式相隔绝，对卫生设施、警察系统和所有民政设施一无所知，仅仅十年前，清国的首都还在昏昏欲睡。沿着它满是污秽的街道前行，在深至脚腕的泥泞中，原始文明那笨拙的车辆缓慢地移动，一路穿过排列着枪炮眼的道道城门；一到日落，这些城门就会紧紧闭上。排成长列、徐徐行进的驼队，载着食物和供给一路而来，气味相投，古风犹存。这就是19世纪90年代的北京，一座满足于肮脏和隔离的城市，徒留空洞的自尊。

    而今，似乎是着了魔一般，旧秩序改变了，清国的首都不再因循贵族阶层塑造的传统，而是拥有了崭新的、属于清国人民的直觉和愿望。这种转变的直接原因，我们不必说不出口——疯狂的义和拳乱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把铁路和外面的世界，引到了皇宫大门口。

    所以，变化不断出现。三条铁路拓展了国家的影响力，将贸易和运输一路延伸至城内。叮当作响的驼铃已然消失，被阅兵场和营地上不知疲倦的号角声取代。再也看不到远古年代的守夜人出巡在街道上，敲打着手中的竹板和响鼓；如今四下望去，满街尽是新式的警察，身穿整齐划一的制服，手持来复枪巡逻。铺设齐整、连接起各个城门的街道侧旁，有了砖砌的排水沟，电灯取代了旧日子里那些淹没在夜色中的纸灯笼。汽车与人力车排列在从前穿行着轿子的道路上，新的公共建筑展现了合宜的规模和设计，专供各级政府部门使用。

    最令人侧目的，当属社会和教育标准的改变。在动物园和植物园里，每天都簇拥着大批男女，作为一个典型的清国公共场所，所有居民都为此感到骄傲。

    对那些依然认为北京是旧政权象征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足够令其惊异并充满希望的。如果在1900年，有谁预言说：十年之内，将有一位清国政府的外国顾问驾车而行，随行者包括一名军机处要员，他们从市中心一路前往颐和园；或是宣称，由首都印发的清国报纸，可以自由地讨论成立宪政政府的必要性……说这些话的人将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脑子出了毛病。但这些事情，以及其他所有令人称奇的现象，今天都已成为了现实。

    然而，当种种改革的明证完完全全地存在，令人倍感安心之际，在熟悉清国国情的观察家心里，还是不可避免地留存着一丝危机感。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和急速升温的新气象，从四面八方强烈地撞击着他，但一种屡次被东方历史验证过的直觉，同时也在困扰着他。

    改革之花的确正在绽放，但花朵的根基又怎么样呢？数以百万计的银两已经消耗在，并且还将继续消耗在向西方文明国家所做的证明之上，但这种经由现代化市政管理的证明，根源上依然不能逾越清国官僚的权力。      （1908年9月29日）

    □节选自《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重庆出版社2014年4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