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我在哪里？

    过去两三个世纪里，导航技术的跳跃式发展，显著拓展了人类在这颗星球上的活动范围，但也带来了隐私流失等一系列副作用。

    1846年9月，亨利·梭罗登上卡塔丁山，就此，在缅因州最高峰之巅，开出了美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存在主义奇葩。他写道：“结实的地球！真正的世界！常识！联系！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引述这些话，不是要贬低这位令人崇敬的大师的想象力，而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梭罗是如何像一个急需一部手机、却身处服务区以外的人那样大喊大叫。

    科技记者海华沙·布雷在《你在这儿》一书中自述，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有哪些方法，能够让我们更精确地知晓自身所处的位置？“现在，我们可以在一个已经被彻底绘制了地图和被拍照的星球上随意行走，即便是最孤独的旅者，也有足够自信到达预期的目的地。”

    事实上，人类文明诞生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是很容易把自己晃晕的，横渡大洋期间尤甚。哥伦布确实有指南针——那是在12世纪由中国传入欧洲的，但他手中的地图仍然是基于托勒密算法。托勒密是公元2世纪的伟大地图绘制家，他最大的失误在于低估了赤道周长，以至于，运载着移民的“五月花”号在远离原定锚地东北方220英里的地方登陆时，其导航模式与罗马帝国崛起前、腓尼基水手在地中海使用的没多大区别。在十几个世纪的岁月里，让航行者无法精确掌握自身位置的最大障碍，也许就是无法准确地确定经度；这个问题，直到1761年约翰·哈里森发明一款精确的、适于航海的天文怀表才得到解决。

    比较令人伤心的是，许多帮助我们改善与这个世界关系的导航技术，最初是为了让我们快些离开这个世界而发明的，手段大多是通过改善炮弹和导弹、炸弹和轰炸机的威力。如布雷所言，进入20世纪，“物理学的新发现、商业、特别是战争的需要，引发了一波创新浪潮。”无线电导航台和雷达不仅能让船长和领航员在夜晚或糟糕天气时找到回家之路，而且能够让炮弹通过复杂的无线电近炸引信在半空中定点起爆，并防止军事秘密落入敌方之手。陀螺仪和惯性导航，让航行者摆脱了老掉牙的看太阳和星星的做法，增强了潜艇的杀伤力；1958年，“鹦鹉螺”号核动力潜艇在北极冰层下灵活地找到出路，就是极好的实证。

    最显著的技术进步，要数全球定位卫星的成熟以及计算机辅助导航。布雷把卫星导航这一概念追溯到一篇题为《砖头月亮》的短篇小说，是爱德华·埃弗雷特·海尔牧师于1869年撰写的。此后90年，随着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号，不甘落后的美国科学家们开始了海军导航卫星的研发工作。第一代卫星导航系统于1964年投入使用，稍后对商业用户开放，1982年马岛战争期间，英国和阿根廷两国的海军都依靠该系统导航。

    这种卫星的局限性，如覆盖范围参差不齐、无原子钟导致时间偏差大、只提供经纬度而不提供高度等，影响了加利福尼亚埃尔赛贡多的航空航天公司的工程师们，他们于1962年启动了621B工程，即为空军另行研发的一套天基导航系统。布雷写道，621B工程最终成为全球定位系统GPS的“鼻祖”，该卫星网络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首次亮相，就发挥了决定性的军事效用，时至今日，离开了这个网络，我们恐怕无法在陌生社区找到星巴克。

    有了配备GPS的手机、无线网络三角测量、无线电频率识别以及数字时代的各种其他时髦玩意儿，21世纪的人们终于站到了被布雷称为“导航的最后边界即内层太空”的入口处。不过，到了这个阶段，许多人反倒不想要如此之多的地图或如此精确的位置数据了。

    《你在这儿》的封皮上有句话：“永不迷路意味着什么？”可惜，这个问题布雷根本就没探讨。取而代之，他对隐私受到侵犯的当今年代做出了一番相当刺激的解读：在这个新时代，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可以通过我们的数据足迹予以预测，研究人员已经发现，如果你追溯一个人近3个月的手机数据，便可以较准确地预测出其接下来将去哪里，命中率高达93%！布雷认为，企业营销联盟将潜在消费者圈禁在“地理围栏”内是种不恰当的做法，政府机构为公民上标签更属于侵权，因此，对他们实施的监控才变得秘而不宣。

    书中最令人震惊的数字之一，是美国联邦警察、各州警察和地方警察在2012年里索取手提电话记录的频率——日均3600次。“他们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们，而且总能找到，”布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种担忧也许是合理的，竟让我禁不住羡慕起迷路的梭罗来。

    美国《华盛顿邮报》

    关于作者：

    海华沙·布雷（Hiawatha Bray），1995年加入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任科技专栏作家、记者，曾在《电脑人周刊》任记者和主编，为《连线》、《快速成长公司》、《黑人企业》等报刊杂志撰稿，曾获约翰·汉考克企业新闻奖、全美非裔新闻工作者协会优秀记者奖，并被《电脑销售杂志》评为10大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型报刊记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