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责任的文化与不服从的理由

    路透社报道韩国“岁月”号客轮沉没事件的文章，把学生遇难部分归因于文化：“许多孩子不质疑他们的长辈，这是等级制韩国社会的惯常。他们为自己的顺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假如是受过自由教育且随时准备质疑权威的美国青少年，面对船倾侧下沉而要求原地不动的命令，他们会说“嗨，不，我要离开这里”。常识会压倒服从。现在看来，是船员对乘客判了死刑，而主观能动性本来可以防止这个结果发生。

    这种设想可能有一定的道理。质疑和发出不同的声音是美国充满活力的关键所在。但我表示怀疑。

    无疑，韩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尊重长辈和老师是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韩国是亚洲最喧闹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网络发达的民主国家，街头抗议频频发生。这不是个温顺、一味遵从权威的社会。

    事实上，令我更惊讶的，是这场灾难呈现出的东西方文化令人不安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岁月”号船长李俊锡选择最先逃命。在此之前，类似的例子就有胆小怕死的意大利船长弗朗切斯科·斯凯蒂诺。2012年，“协和”号邮轮在意大利沿海触礁，这位船长弃船逃命。32人死于那场灾难。

    看来，无论是西方的船长，还是东方的船长，都不再把乘客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了。女人和孩子优先的观念，在这个道德相对主义的全球化世界，也已经变得另类。像“泰坦尼克”号上的爱德华·史密斯船长那样选择职责而非自保，都是20世纪的事了。

    个人责任感作为一种价值观已经弱化，连尊贵的品质也遭遇同样命运。这是一个崇尚物质享受的世界付出的代价，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前美国驻首尔大使、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研究院院长克里斯托弗·希尔告诉我：“老一辈对年轻一代的责任，向来是韩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船员不承担责任的做法，绝对是违反韩国文化的，这也是韩国全民愤怒的原因。”

    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和韩国（两国截然不同），都发展得非常快。在增长至上的金钱文化中，贫富悬殊有增无减。最近的空难和海难导致数百人殒命，它们让人看到这些社会光亮的表面所掩盖的道德裂缝。

    我不认为韩国的顺从文化是造成“岁月”号高死亡率的原因。灾难的原因更多是不负责任的文化，这是全球性的。不过，教人不顺从仍然重要，这个事实经常被忘记。违抗粗暴或不合理的秩序，对于保存人的尊严至关重要。

    德国将一个军事基地改名为安东·施密德。施密德曾是希特勒军队的一名士兵，他不服从命令，救了数百犹太人，因此于1942年被纳粹枪毙。目睹犹太孩子的苦难让他在给妻子的信里写道：“我必须去帮助他们。”施密德的言辞掷地有声。几十年过后，德国以这种方式纪念一种极端罕见的不服从。世界需要更多的不服从纪念碑。

    □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