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民起义为镜，观历代治乱兴衰

    中国古代数千年来的农民起义史，本身就是一部关于治乱兴衰的教科书。

    农民与权贵，官逼与民反、英雄与流寇、正义与邪恶、精英与草根……孰是孰非，谁能一言定论？最近，学者顾伯冲在专著《倾覆与重构》中，透过茫茫历史烟云告诉读者：一个国家要摆脱治乱兴衰的怪圈，长盛不衰，必须从历史变迁中汲取智慧与启迪。

    作者历数几千年来最具代表性的农民起义，剥去曾经贴在这些农民暴动或曰“群体性事件”上的标签，从“人”的立场上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和阐释。如果把本书比作一盘菜肴，纪实是其菜系，史料则是其原料，随笔则是调味品。

    土地兼并是起义者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两汉时，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穷人几无活路，很多人被迫流亡，沦为大官僚、大地主家的“客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宋代的几次农民起义，既与官吏相逼有关，又有贫困农民因土地问题而生活无着的因素。明末李自成起义和清朝洪秀全起义，最直接的原因是天灾，最本质的原因依旧是土地问题——贫苦农民连年歉收，食不果腹，却还要负担附着在土地上的赋税和苛捐、劳役，不揭竿而起也难。

    农民起义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领导人的私德，而是看他的政治能力；政治能力中最重要的，一是选才的眼力，二是制度的创新力。北宋9个皇帝统治期间，真正可能发生、却没有发生农民起义的时期，只有宋神宗在位的18年。这不能不说是王安石变法的正面效应之一，这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底层和上层的矛盾，换来了史上最长的“天下太平”，百姓和皇室、官吏之间相安无事。可惜，其中的经验并未被后世汲取。

    细数农民起义军的领袖，相当一部分不是纯粹的农民：张角是舞弄巫术的教主，黄巢是行走江湖的盐贩，李自成是被辞退的驿卒，洪秀全则是屡考不中的落第秀才，至于水泊梁山的首领宋江，本来就是身负血案的在逃官吏……起义队伍发展壮大后，他们在文化知识和政治素养上的不足，就暴露得更为明显。起义军的基本诉求还是停留在土地上，不可能有更进步的认识。这一切，注定了历代农民起义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创造真正的新世界。

    本书以贴近现实的笔触，把那些在历史典籍里沉睡多年的起义者，写得鲜活有趣。陈胜、吴广的班子“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总体上是一盘散沙”；刘邦的班子“基本上是个想干事能干事的团队”；项羽的班子“是个大杂烩式的既得利益集团”；黄巢的班子“是一个‘盐帮’加‘滑头’的组合”；朱元璋的班子“基本上是文武齐全的‘全能型’领导集团”；李自成的班子“是主要来自乡党却各存异心的‘马帮’”……风趣又精辟，形象而贴切。

    如作者总结，“把历史和现实拦腰斩断的民族，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复制过去的经验却忌谈以往的教训，也不是一个理智的民族。”如果一个民族能在回首往昔的过程中，获得一种自觉反省和深刻批判的能力，真诚地与历史对话，那么，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就能从以往的悲剧中，获得超越其自身历史范畴的永恒的警示价值。这就是本书的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