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眼中的当代中国“县官”

    当许多针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聚焦于北京或省级的政坛精英时，英国研究者塞金顿（Ian Seckington）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更接地气却没那么引人注目的县级党政干部。

    塞金顿于2006年前后搜集了全国268位县级党委书记、政府首脑的资料，其中包括五种行政单位的官员：县或旗、县级市、直辖市治下的区、地级市治下的区以及自治县。简历未在网上公开的官员不在考察范围内。需要注意的是，在直辖市内担任区党委书记或区长的官员，应该为厅局级。塞金顿将个别厅局级官员和县处级官员放在一起分析，未免有不严谨之处。

    为了呈现县级党政干部的面貌，塞金顿从年龄、教育水平和任期等多个方面展开描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年龄便成为组织部门用人的重要考虑因素。邓小平曾将干部年轻化上升到战略层面。2006年，中央文件正式提出县级政府领导的平均年龄应为45岁。塞金顿的研究发现，当时中国县级党政领导的平均年龄为43.79岁，已经低于中央的上限。

    2006年的中央文件也提出，县级党政领导的学历应不低于本科，而此前的要求是大专或专科。统计表明，拥有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的县级官员，占考察人数的95%。但更仔细的研究发现，多数人的学历来自参加工作以后的在职学习。塞金顿以官员简历上参加工作的时间为指引，发现多数官员在正常毕业年龄前就开始工作了。例如，62%的官员是20岁或之前参加工作的，而12%的官员在17岁或之前就开始了职业生涯。此外，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官员集中在东部地区。

    或许是为了弥补基层官员在专业知识上的不足，县级官员有不少在职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官员们可以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社科院等机构进修。2005年，中央还特地在上海浦东、延安以及井冈山设立干部学院。学习的科目多为政治与经济管理，但也包括法律等其他知识。此外，中国还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设计了一套专门的培训机构。

    在重视干部年龄和教育水平的同时，中央也希望通过延长官员任期避免其追求短期利益。2004年，官员的任期由3年延长至5年，而且不能在同一职位连任超过两届。塞金顿的统计表明，多数县级官员在位的时间在5年以内。至少在当时，中央延长官员任期的举措尚未在县级体现出来。

    在年龄、教育水平以及任期之外，塞金顿还通过其他角度衡量中国的县级干部：男性居绝大多数；多数干部长年在同一地区工作，经历单一；有军旅经验的官员越来越少，在东部更是基本没有，与建国初期干部多来自部队的情况大为不同。民族也是塞金顿考察的指标之一。在诸如贵州和湖南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少数民族干部已经能在县级党政领导班子挑大梁。

    塞金顿的考察已经过去数年，而改革的迫切性也让县级官员肩负了更多责任。在变革的时期，什么样的官员在治理中国的基层，不仅应该是组织部门重视的问题，也应该是大众关心的话题。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