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科技背后的黑洞

    当我们的后代将计算机时代的仿真产物奉为“真实”，人类便不自觉地疏远了和自然界的联系，在这个被技术充斥的世界中陷入更深的孤独。

    初冬的一天，我带着女儿丽贝卡来到坐落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达尔文主题展。从博物馆门口那个巨大的恐龙骨架标本开始，我们开启了一场地球生命礼赞之旅，观赏达尔文所说的“无限形体美丽至极”（endless forms most beautiful）。这些不计其数的生物标本如今已寂然无声，却是自然进化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印证。

    展厅入口处陈列着两只巨大的海龟。它们来自厄瓜多尔西部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也正是在那里，达尔文展开了声名远播的进化论研究。博物馆将这两只龟视为奇珍异宝——在遍布各种塑料模型的博物馆里，只有它们是活的，和达尔文在150多年前看到的加拉帕戈斯海龟一模一样。众目睽睽之下，一只龟藏了起来，另一只则蜷缩在笼子里，纹丝不动。

    丽贝卡仔细观察着海龟，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她扭过头，一本正经地说：“他们完全可以用一只机器龟的！”我大吃一惊，问她什么意思。答曰，如果海龟只是在水族箱里无所事事、 一动不动的话， 完全没有必要费尽千辛万苦，把它们从太平洋的小岛运到大都会来。她十分同情这只海龟过着监禁般的生活，却对它的真实性无动于衷。

    当天恰逢感恩节假期，前来参观的人排了很长的队，大伙儿冻得瑟瑟发抖。我开始与其他父母和孩子聊天，并向人们提问：“你会在意这是不是一只真的海龟吗？”这个问题马上在无聊等待的人群中引发了热烈讨论。一个10岁的小女孩表示，她更愿意看到一只机器海龟，因为活的实在不怎么好看：“这些养海龟的水看起来脏兮兮的，好恶心。”许多支持采用机器海龟的观点进一步呼应了我女儿的想法：活海龟经不起折腾。另一个12岁的女孩坚定不移地说：“看看这些海龟，它们什么也不用干，没必要用活的。”她的父亲在一旁看着她，面露困惑：“但最关键的是，它们是真实的、活生生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达尔文主题展把生物的真实性放在了醒目位置，不仅展出了达尔文用过的放大镜，还有他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首次阐述进化论时的名言妙句。然而，孩子们面对迟钝的、会呼吸的加拉帕戈斯海龟时的漠然态度，使主办方关于“真实性”的卖点几乎没什么立足之地。

    后来，我偶然和迪士尼公司的一位副总裁谈起这件事，对方毫不惊讶。原因在于，当年迪士尼“动物王国”主题公园在奥兰多开张时，主要卖点就是里面有各种“真的”动物——全是活的。来到公园的第一批游客却对此怨声载道，抱怨这些动物看起来不如其他迪士尼乐园里的机器动物那么“真实”：机器鳄鱼拍打着尾巴，眨巴着眼睛，能把鳄鱼典型的活动展示得活灵活现；而真实的鳄鱼，就像加拉帕戈斯海龟一样，多数时候不愿意和人接触。

    我相信，在计算机时代的仿真文化里，公众如何看待事物的真实性，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如何看待性爱一样——是禁忌，也极富魅力。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那天在博物馆，我却发现孩子们的立场令人不安——他们认为真实性没有内在价值，只有在实现特殊目的时才有意义。达尔文眼中的“无限形体美丽至极”，对他们来说已不再是必须的。

    实际上，当时我还追问了孩子们另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展览上把一只真海龟换成了机器海龟，你觉得有必要告诉观众吗？”许多孩子告诉我，没这个必要。换言之，是否告诉观众动物的真假，取决于“观众是否需要知道”，即是否是为了实现某一特殊目的。

    但如果这样，从这些动物自身的角度思考，它们活着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节选自《群体性孤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