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意识到美国的“日本困境”
郑永年
《
青年参考
》（
2014年04月02日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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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3月25日，美日力推的美日韩首脑会谈在一波三折后，最终在荷兰海牙召开的核安全峰会期间举行。这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上任以来首次正式会晤。这场会谈虽然结束了日韩去年来“互不搭理”的状态，但关系依然尴尬勉强，奥巴马成为“和事佬”。 |
对中国来说，尽管美日同盟并非美日一体，如果不能对其有正确理解，就会犯重大战略错误。中国应当深刻意识到美国的这种“日本困境”，理性制定对日和对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战略机动性远比美国大。
安倍上台执政后，中日关系一路恶化，令很多人开始担忧中日两国间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但中日问题并非简单的双边关系问题，而是牵涉到中、美、日三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之所以成为主导因素，主要就是因为存在着美日同盟。
因此，不仅中日两个当事国在积极考量美国因素，其他所有国家也在考量。这是非常理性的，因为美国的立场和行为，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
对中国来说，尽管美日同盟并非美日一体，如果不能对其有正确理解，就会犯重大战略错误。实际上，现在人们对中日关系的很多方面都看不清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换作从美日关系的角度来看中日关系，就会看得比较清楚。在美日关系中，美国面临一种困局，我们暂且称之为美国的“日本困境”。从“日本困境”中，人们至少可以了解美国在中日关系上的矛盾态度，及其各种可能的战略和限度。
美日同盟是冷战产物，同时也使东亚的冷战局面并未因冷战的终结而结束。在世界范围内的后冷战时代，东亚冷战局面仍然在延伸。
二战后，和美国（及其盟国）对德国的政策全然不同，美国没有清算日本的战争债，清理日本的战争遗产。当时美国面临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选择。从道德上说，美国应当清算日本的侵略战争，就像清算纳粹德国一样。不过，美国选择了通过保护日本的方式，来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阵营的扩张。等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美国更是把日美同盟视为遏制中国的有效手段。这种情况一直等到中苏分裂、美国面临与苏联竞争时，才得到改变。
除了人们所看到的审判战犯以外，美国几乎没有动摇日本战前的权力和社会架构。没有改变产生战争的制度，给以右派为代表的军国主义保留了巨大的政治制度空间。很多战犯或近于战犯的重要政治人物日后得以重返政坛。德国清算了纳粹和纳粹制度，日本则没有。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为了对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来就没有清理过日本的战争历史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一些左派社会团体、知识分子甚至政治人物对日本的战争历史有所反思，但从来就不是主流。日本的右派政治人物的战争历史观从来就没有清算过，以各种形式得到延续，他们认为，太平洋战争是一场日本“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在经济上，为了对付共产主义阵营，美国也为日本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德国战后为了经济发展，需要其他国家的市场。这种外在的经济压力，促成德国政治人物和社会完全与过去的历史决裂，和曾经是战争受害者的其他国家处理好关系。日本则相反，美国庇护下的快速经济发展，使日本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动力，来和曾经深受其害的亚洲邻国进行和解。经济的快速发展更促成了日本的骄傲，成为强国之后，日本更不用对其历史负责了。
美国当然也通过美日同盟做了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在从日本那里获取大量利益的同时，让日本始终从属于美国。并且，日本的政治人物非常了解美国的利益主导的特点，只要获得了经济利益，其它方面都好商量。美国需要保证的唯一一点就是，日本不能挑战美国的盟主地位。因此，在日本经济走到强盛的时期，美国通过强迫日元升值，促成日本处于从属的经济地位。同时，日本始终没有独立的外交和战略主动权。总而言之，美日同盟使得日本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对这种状况，不仅日本的左派不满，日本的右派政治人物也极其不满。因此，一有机会，他们总会出来争取和美国的平等地位。实际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日本成为经济强国后，其右派人物开始挑战美国，开始对美国“说不”。这一点美国人不是不知道。
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中国的崛起对美日同盟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的崛起在美日同盟之内，中国的崛起则在同盟之外，因此美国经常把中国视为竞争者，甚至是潜在的敌人。同时，中国的崛起也对长期处于迟滞状态的日本产生了影响，使日本很多政治人物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威胁”。
不过，问题并非那么简单。中国的崛起虽然不是在美国的同盟之内，但是在同一个体系之内。和苏联不同，中国选择加入现存世界体系。同时，中国的发展过程又是开放和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两国之间形成了经济上的高度互相依赖。在战略层面，虽然表面上看中美分歧仍然很大甚至对立，但在很多领域存在互相依赖关系。中美两国需要在关键国际事务上互相支持；如果相反，谁也做不成事情。从理论上说，中美关系是一对结构关系，中美必须合作，不合作，国际关系的架构就会弱化。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不能轻易牺牲掉和中国的关系。
但同时，美日同盟也有效限制着美国的行为。美日同盟表示美国必须支持日本。同盟政治是冷战的遗产。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不仅没有调整其同盟政策，反而在不断强化同盟政治，希望通过同盟政治永远占据霸主地位。但美国在强化同盟、享受同盟所带来的利益时，也负担着同盟所带来的巨大成本。
如果日本持德国那样的态度，能够正确面对历史，能够卸掉历史的包袱，情况就会很不一样。但不幸的是，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已经不用面对历史。
日本不能面对历史的态度不仅牵涉到中国，还牵涉到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应付中国的“威胁”，要花大力气整合已经存在的美日同盟和美韩联盟，希望这两个联盟一体化，形成美日韩联盟。但日本的“正义战争历史观”破灭了这种可能性。
同样因为日本，美国再一次在国际事务上面临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选择。从意识形态上看，美国和日本同属民主国家。但问题是，因为日本是民主国家，就可以抹掉过去战争历史吗？就能肯定日本的侵略战争吗？很显然，这是严肃的道德问题。美国如果毫无原则地支持日本，便会输掉这场道德战争。
中日关系的恶化使美国夹在中间。日本打着“反中”的旗号迎合美国，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容许的，因为美国同样担忧着中国的崛起。但如果日本过度使用同盟来追求国家正常化，必然最终从美日同盟中逃离出来，挑战美国的霸权。
中国应当深刻意识到美国的这种“日本困境”，理性制定对日和对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战略机动性远比美国大。只要中国具有足够的理性，掌握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特点，就可以在对日关系上达到斗争和妥协的平衡，从而在保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条件下避免战争，实现和平，继续崛起，成为真正的强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对中国来说，尽管美日同盟并非美日一体，如果不能对其有正确理解，就会犯重大战略错误。中国应当深刻意识到美国的这种“日本困境”，理性制定对日和对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战略机动性远比美国大。
安倍上台执政后，中日关系一路恶化，令很多人开始担忧中日两国间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但中日问题并非简单的双边关系问题，而是牵涉到中、美、日三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之所以成为主导因素，主要就是因为存在着美日同盟。
因此，不仅中日两个当事国在积极考量美国因素，其他所有国家也在考量。这是非常理性的，因为美国的立场和行为，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
对中国来说，尽管美日同盟并非美日一体，如果不能对其有正确理解，就会犯重大战略错误。实际上，现在人们对中日关系的很多方面都看不清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换作从美日关系的角度来看中日关系，就会看得比较清楚。在美日关系中，美国面临一种困局，我们暂且称之为美国的“日本困境”。从“日本困境”中，人们至少可以了解美国在中日关系上的矛盾态度，及其各种可能的战略和限度。
美日同盟是冷战产物，同时也使东亚的冷战局面并未因冷战的终结而结束。在世界范围内的后冷战时代，东亚冷战局面仍然在延伸。
二战后，和美国（及其盟国）对德国的政策全然不同，美国没有清算日本的战争债，清理日本的战争遗产。当时美国面临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选择。从道德上说，美国应当清算日本的侵略战争，就像清算纳粹德国一样。不过，美国选择了通过保护日本的方式，来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阵营的扩张。等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美国更是把日美同盟视为遏制中国的有效手段。这种情况一直等到中苏分裂、美国面临与苏联竞争时，才得到改变。
除了人们所看到的审判战犯以外，美国几乎没有动摇日本战前的权力和社会架构。没有改变产生战争的制度，给以右派为代表的军国主义保留了巨大的政治制度空间。很多战犯或近于战犯的重要政治人物日后得以重返政坛。德国清算了纳粹和纳粹制度，日本则没有。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为了对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来就没有清理过日本的战争历史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一些左派社会团体、知识分子甚至政治人物对日本的战争历史有所反思，但从来就不是主流。日本的右派政治人物的战争历史观从来就没有清算过，以各种形式得到延续，他们认为，太平洋战争是一场日本“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在经济上，为了对付共产主义阵营，美国也为日本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德国战后为了经济发展，需要其他国家的市场。这种外在的经济压力，促成德国政治人物和社会完全与过去的历史决裂，和曾经是战争受害者的其他国家处理好关系。日本则相反，美国庇护下的快速经济发展，使日本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动力，来和曾经深受其害的亚洲邻国进行和解。经济的快速发展更促成了日本的骄傲，成为强国之后，日本更不用对其历史负责了。
美国当然也通过美日同盟做了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在从日本那里获取大量利益的同时，让日本始终从属于美国。并且，日本的政治人物非常了解美国的利益主导的特点，只要获得了经济利益，其它方面都好商量。美国需要保证的唯一一点就是，日本不能挑战美国的盟主地位。因此，在日本经济走到强盛的时期，美国通过强迫日元升值，促成日本处于从属的经济地位。同时，日本始终没有独立的外交和战略主动权。总而言之，美日同盟使得日本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对这种状况，不仅日本的左派不满，日本的右派政治人物也极其不满。因此，一有机会，他们总会出来争取和美国的平等地位。实际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日本成为经济强国后，其右派人物开始挑战美国，开始对美国“说不”。这一点美国人不是不知道。
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中国的崛起对美日同盟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的崛起在美日同盟之内，中国的崛起则在同盟之外，因此美国经常把中国视为竞争者，甚至是潜在的敌人。同时，中国的崛起也对长期处于迟滞状态的日本产生了影响，使日本很多政治人物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威胁”。
不过，问题并非那么简单。中国的崛起虽然不是在美国的同盟之内，但是在同一个体系之内。和苏联不同，中国选择加入现存世界体系。同时，中国的发展过程又是开放和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两国之间形成了经济上的高度互相依赖。在战略层面，虽然表面上看中美分歧仍然很大甚至对立，但在很多领域存在互相依赖关系。中美两国需要在关键国际事务上互相支持；如果相反，谁也做不成事情。从理论上说，中美关系是一对结构关系，中美必须合作，不合作，国际关系的架构就会弱化。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不能轻易牺牲掉和中国的关系。
但同时，美日同盟也有效限制着美国的行为。美日同盟表示美国必须支持日本。同盟政治是冷战的遗产。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不仅没有调整其同盟政策，反而在不断强化同盟政治，希望通过同盟政治永远占据霸主地位。但美国在强化同盟、享受同盟所带来的利益时，也负担着同盟所带来的巨大成本。
如果日本持德国那样的态度，能够正确面对历史，能够卸掉历史的包袱，情况就会很不一样。但不幸的是，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已经不用面对历史。
日本不能面对历史的态度不仅牵涉到中国，还牵涉到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应付中国的“威胁”，要花大力气整合已经存在的美日同盟和美韩联盟，希望这两个联盟一体化，形成美日韩联盟。但日本的“正义战争历史观”破灭了这种可能性。
同样因为日本，美国再一次在国际事务上面临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选择。从意识形态上看，美国和日本同属民主国家。但问题是，因为日本是民主国家，就可以抹掉过去战争历史吗？就能肯定日本的侵略战争吗？很显然，这是严肃的道德问题。美国如果毫无原则地支持日本，便会输掉这场道德战争。
中日关系的恶化使美国夹在中间。日本打着“反中”的旗号迎合美国，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容许的，因为美国同样担忧着中国的崛起。但如果日本过度使用同盟来追求国家正常化，必然最终从美日同盟中逃离出来，挑战美国的霸权。
中国应当深刻意识到美国的这种“日本困境”，理性制定对日和对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战略机动性远比美国大。只要中国具有足够的理性，掌握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特点，就可以在对日关系上达到斗争和妥协的平衡，从而在保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条件下避免战争，实现和平，继续崛起，成为真正的强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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