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改变了什么？

    斯诺登事件令情报机构不得不将目的与手段变得更为公开。监督和保护公民的制度需要具备足够的活力，以跟上技术变革和能力的发展速度。实行这种合理怀疑的监督，可以与斯诺登支持者们对“秘密政府”的无端恐惧区别开来。

    斯诺登事件之后发生了什么？实实在在的证据迄今尚不是很多。情报史上规模最大的泄密事件理应改变世界：揭露“秘密政府”的诽谤和污蔑，并朝着有利于个人自由的方向重新划定界限。虽然出现一片喧嚣与愤怒，但几乎什么都没改变。

    这其中有一些很好的理由，也有一些不怎么好的理由。好的理由是斯诺登提出的主要指控——有意颠覆自由的一些机构展开大规模监视——被证明是空穴来风。不怎么好的理由是西方社会仍不得不应对这一状况：所谓的大数据推翻了人们对隐私和自由的传统观念。

    自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前合同工斯诺登带着笔记本电脑和闪存卡登上夏威夷至香港的航班以来，世界出现了很多混乱与喧嚣。如今身在俄罗斯的斯诺登，据信从NSA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窃取了170万份最高机密文件。

    英国《卫报》、美国《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国际出版物，仅仅公布了其中一小部分内容。因此，人们可能还会听到令人震惊的消息。即便不是专业间谍，你也能想得到，这些信息已落入俄罗斯和其他对西方有敌意的国家手里。

    美英情报机构的技术实力和触角范围，为现在聚集在斯诺登周围的右翼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公民自由组织的奇异联盟提供了“弹药”。就连一些情报界内部人士，也对NSA数据挖掘体系——棱镜计划的独创性和规模大吃一惊。

    德国总理默克尔对自己的手机曾被NSA窃听一事愤怒不已，世界各国的政治人士对NSA在无视国界的情况下窃取电子信息的方式作出强烈反应。在英国，一些人对GCHQ和NSA之间的密切关系感到担忧。

    此前与这些间谍机构悄悄合作的大型科技和通信公司，现在都在鸣冤叫屈。这些商业巨擘从收集大量个人数据获得收入。政府却把手伸到巨大的数字宝库中来，真是天理难容啊。

    然而，自从斯诺登爆料以来，现代情报领域一些无法回避的事实并没有改变。恐怖主义威胁日益加大以及数字通信爆炸，转变了民主国家政府所面临的挑战。科技极大地增加了敌方的机会。如果这些政府解除自己的武装，那才真是怪事呢。

    就在不那么久远的以前，NSA和GCHQ的任务是追踪数量相对较少的敌对国家政府。拦截苏联信号、窃听外国使馆的通信、破译军事密码，所有这些都不容易，但毕竟直截了当。如今，窃听者必须跟踪散布在全世界的数以千计的个人。一些人已知，还有很多则藏在暗处。

    第二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这些新的敌人现在隐藏在网络空间。窃听嫌疑人的电话曾经相当容易。伊斯兰圣战分子知道如何将信息隐藏在网络、电子邮件和网络游戏提供的大量貌似无辜的电子链接中。截获一个嫌疑人的电邮，需要大量收集根本就毫无用处的数据。情报机构可能监视网络游戏的原因是，这些游戏的“聊天”功能提供了理想的接头渠道。

    GCHQ局长伊恩·洛班把该机构的工作比作大海捞针。积累原始数据并不构成大规模监视。就个人自由而言，重要的是针对数据询问方式的严格法律限制。这是斯诺登制造的深不可测的大海中的那枚针。

    因此，奥巴马仅提出对NSA进行一些小规模改革。奥巴马承诺加强法律监督（这是对的），承诺电子数据的存储可能会从联邦政府转移到第三方。监听友好国家的首脑需要得到总统批准。但美国政府无意将网络空间拱手让与敌方。

    在英国，奥巴马提出的多数额外保障已经落实。GCHQ、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即MI6）以及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即MI5）设置了3层外部监督：政府大臣、从司法系统挑选的两位情报专员，以及一个议会监督委员会。

    总体上，英国情报机构必须遵守的规则比多数人想象的要严格得多。忘了詹姆斯·邦德吧。军情六处每次执行可能测试合法性界限或产生政治风险的任务，都必须获得外交大臣的明确批准。平均而言，该情报机构每年大约500次请求获得这种政治授权。它并非一个失控的组织。就这点而言，GCHQ也不是。

    上述种种都不应被视为自满的理由。斯诺登事件带来的一个好结果是，这些情报机构现在不得不将目的与手段变得更为公开。监督和保护公民的制度需要具备足够的活力，以跟上技术变革和能力的发展速度。实行这种合理怀疑的监督，可以与斯诺登支持者们对“秘密政府”的无端恐惧区别开来。多数人从近期事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这些间谍基本上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政治评论员，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写传记。）

    摘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