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摄影师记录“日本的谎言”
○本报特约撰稿 穆康德
《
青年参考
》（
2014年03月12日
31
版）
 |
疾病发作时，中村痛苦挣扎。福岛菊次郎用相机记录下中村的痛苦。 |
1921年出生的日本摄影师福岛菊次郎，依然活跃。
他曾潜入日本自卫队拍摄，摄影作品发表后，他接连遇袭，住所被焚毁。
他是日本广岛和福岛两次核灾难的记录者。
“能行行好，为原子弹的受害者申冤吗”
日本摄影师福岛菊次郎只有37公斤重的身躯，一直在路上。
他知道自己90多岁了，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工作。“不能长时间走路，摔倒了站不起来。身体这么弱，怎么拍照？”
但他闲不住，总是打听哪里有“又好又轻便的傻瓜相机”。
菊次郎拍摄的照片超过25万张，几乎记录下战后日本的所有大事。他是日本广岛和福岛两次核灾难的记录者。
他一直拒绝领取政府发放的养老金，不肯接受“敌人”的钱。“我怎么能一边批判这个国家的种种不公，一边接受国家的补助？”他也不要子女的钱，靠为杂志供稿勉强度日。
1946年，他在广岛拍摄核灾难留下的废墟。1952年，他承诺为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的受害者申冤。这个承诺，源于一次痛苦的会面。
当年，身兼钟表匠、志愿者、摄影师数职的菊次郎，在广岛遇到了43岁的渔民中村杉松。广岛原子弹爆炸给中村留下了一身伤病。疾病发作时，中村痛苦挣扎，用刀在身上划出伤痕。疼痛能帮他忘记生命中的苦难。
菊次郎这样向《纽约时报》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太胆小，不敢为中村拍照。一天，中村跪下，声泪俱下地乞求。”
“能行行好，为原子弹的受害者申冤吗？”中村问。
“可以啊，可是该怎样申冤呢？”
中村向菊次郎讲述了一家人的痛苦经历：妻子很早就死于核辐射后遗症，自己也深受其苦。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和6个孩子一起艰难求生。
“拍我吧。请将我的痛苦拍摄下来，让全世界知道核辐射留下了什么。我死不瞑目，帮我申冤！”
令中村饱受煎熬的除了原子弹，还有拒绝援助受害者的日本政府。
菊次郎对核灾难并不陌生。二战期间，他在军队里服役，驻扎在广岛。原子弹投下前，他被派到别处执行任务，留在广岛的许多战友在原子弹爆炸中丧命。
他用10多年的跟踪拍摄，记录了中村和家人的生活。1967年，中村辞世。这段经历压垮了菊次郎，导致他精神崩溃。
但他没有忘记承诺。日本纪录片导演长谷川三郎认为，这个承诺促使菊次郎拍摄个体对抗社会不公的照片。
“没有人能让我放弃”
“我动作慢，害羞，但没有人能让我放弃。”菊次郎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菊次郎拍摄了和学生运动、女权运动、反战抗议、工业污染有关的作品，甚至潜入日本自卫队拍摄。
“政府或企业知法犯法，欺骗公众。为了使真相曝光，摄影师即使违反法律，也无可厚非。”菊次郎在长谷川三郎导演的纪录片《日本的谎言》中说。
他利用为日本自卫队和军校拍摄宣传照的机会，接触到一些军事机密。在未获允许的情况下，菊次郎在杂志上发表了报道《永别了，武器》。不久，他接连遇袭，住所被焚毁。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公众希望忘却战后的艰难，菊次郎的作品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1987年，菊次郎患了胃癌，接受了胃切除手术。此时，媒体上充斥着裕仁天皇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消息。
菊次郎认为，天皇永远不会为战争中的罪行负责，于是举办了“天皇的责任”回顾展。
展览很成功，菊次郎因此收到了死亡威胁。他用便宜的胶合板给自己做棺材，以此抗议。
2011年3月，地震和海啸袭击了日本。半年后，他到达福岛，拍摄那场灾难留下的一片狼藉。
他正在写《从广岛到福岛》这本书。“两次都是核危机。福岛的危机是地震和海啸引发的，但并非自然灾害。这要怪日本的核产业，它对收益更感兴趣，而不是公众的安全。”
25万张照片意味着“日本的谎言”
菊次郎的故事被拍成了纪录片《日本的谎言》，于2012年8月4日在日本上映。
导演长谷川三郎对日本《朝日新闻》报解释了拍摄这部影片的原因：“这是位传说中的摄影师，看了他的摄影集《广岛的谎言》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的热情和毅力无与伦比，我觉得他就是‘活生生的战后日本’。就算这部纪录片没有机会上映，我也要拍。战后的很多情况是照片无法全部记录的，我希望用福岛菊次郎先生的话来填补这一空白。”
这部影片记录了菊次郎的生活：和爱犬住在山口县柳井市；去附近的超市买菜，然后回家做饭；早餐喜欢吃面包；偶尔骑着电动车去买助听器；每次启动打字机前都会双手合十，祈祷稿件顺利完成。
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开始一年半后，广岛的悲剧在福岛上演。“到了当地，菊次郎一拿起相机，动作就变得飞快，仿佛有一种本能在呼唤他觉醒。摄影机都很难跟上他疯狂拍摄的工作状态。”
有人问菊次郎：“对您来说，25万张照片意味着什么？”
菊次郎回答：“日本的谎言。”
1921年出生的日本摄影师福岛菊次郎，依然活跃。
他曾潜入日本自卫队拍摄，摄影作品发表后，他接连遇袭，住所被焚毁。
他是日本广岛和福岛两次核灾难的记录者。
“能行行好，为原子弹的受害者申冤吗”
日本摄影师福岛菊次郎只有37公斤重的身躯，一直在路上。
他知道自己90多岁了，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工作。“不能长时间走路，摔倒了站不起来。身体这么弱，怎么拍照？”
但他闲不住，总是打听哪里有“又好又轻便的傻瓜相机”。
菊次郎拍摄的照片超过25万张，几乎记录下战后日本的所有大事。他是日本广岛和福岛两次核灾难的记录者。
他一直拒绝领取政府发放的养老金，不肯接受“敌人”的钱。“我怎么能一边批判这个国家的种种不公，一边接受国家的补助？”他也不要子女的钱，靠为杂志供稿勉强度日。
1946年，他在广岛拍摄核灾难留下的废墟。1952年，他承诺为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的受害者申冤。这个承诺，源于一次痛苦的会面。
当年，身兼钟表匠、志愿者、摄影师数职的菊次郎，在广岛遇到了43岁的渔民中村杉松。广岛原子弹爆炸给中村留下了一身伤病。疾病发作时，中村痛苦挣扎，用刀在身上划出伤痕。疼痛能帮他忘记生命中的苦难。
菊次郎这样向《纽约时报》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太胆小，不敢为中村拍照。一天，中村跪下，声泪俱下地乞求。”
“能行行好，为原子弹的受害者申冤吗？”中村问。
“可以啊，可是该怎样申冤呢？”
中村向菊次郎讲述了一家人的痛苦经历：妻子很早就死于核辐射后遗症，自己也深受其苦。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和6个孩子一起艰难求生。
“拍我吧。请将我的痛苦拍摄下来，让全世界知道核辐射留下了什么。我死不瞑目，帮我申冤！”
令中村饱受煎熬的除了原子弹，还有拒绝援助受害者的日本政府。
菊次郎对核灾难并不陌生。二战期间，他在军队里服役，驻扎在广岛。原子弹投下前，他被派到别处执行任务，留在广岛的许多战友在原子弹爆炸中丧命。
他用10多年的跟踪拍摄，记录了中村和家人的生活。1967年，中村辞世。这段经历压垮了菊次郎，导致他精神崩溃。
但他没有忘记承诺。日本纪录片导演长谷川三郎认为，这个承诺促使菊次郎拍摄个体对抗社会不公的照片。
“没有人能让我放弃”
“我动作慢，害羞，但没有人能让我放弃。”菊次郎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菊次郎拍摄了和学生运动、女权运动、反战抗议、工业污染有关的作品，甚至潜入日本自卫队拍摄。
“政府或企业知法犯法，欺骗公众。为了使真相曝光，摄影师即使违反法律，也无可厚非。”菊次郎在长谷川三郎导演的纪录片《日本的谎言》中说。
他利用为日本自卫队和军校拍摄宣传照的机会，接触到一些军事机密。在未获允许的情况下，菊次郎在杂志上发表了报道《永别了，武器》。不久，他接连遇袭，住所被焚毁。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公众希望忘却战后的艰难，菊次郎的作品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1987年，菊次郎患了胃癌，接受了胃切除手术。此时，媒体上充斥着裕仁天皇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消息。
菊次郎认为，天皇永远不会为战争中的罪行负责，于是举办了“天皇的责任”回顾展。
展览很成功，菊次郎因此收到了死亡威胁。他用便宜的胶合板给自己做棺材，以此抗议。
2011年3月，地震和海啸袭击了日本。半年后，他到达福岛，拍摄那场灾难留下的一片狼藉。
他正在写《从广岛到福岛》这本书。“两次都是核危机。福岛的危机是地震和海啸引发的，但并非自然灾害。这要怪日本的核产业，它对收益更感兴趣，而不是公众的安全。”
25万张照片意味着“日本的谎言”
菊次郎的故事被拍成了纪录片《日本的谎言》，于2012年8月4日在日本上映。
导演长谷川三郎对日本《朝日新闻》报解释了拍摄这部影片的原因：“这是位传说中的摄影师，看了他的摄影集《广岛的谎言》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的热情和毅力无与伦比，我觉得他就是‘活生生的战后日本’。就算这部纪录片没有机会上映，我也要拍。战后的很多情况是照片无法全部记录的，我希望用福岛菊次郎先生的话来填补这一空白。”
这部影片记录了菊次郎的生活：和爱犬住在山口县柳井市；去附近的超市买菜，然后回家做饭；早餐喜欢吃面包；偶尔骑着电动车去买助听器；每次启动打字机前都会双手合十，祈祷稿件顺利完成。
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开始一年半后，广岛的悲剧在福岛上演。“到了当地，菊次郎一拿起相机，动作就变得飞快，仿佛有一种本能在呼唤他觉醒。摄影机都很难跟上他疯狂拍摄的工作状态。”
有人问菊次郎：“对您来说，25万张照片意味着什么？”
菊次郎回答：“日本的谎言。”
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