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能否让中国人学会“懒散”？

    亚健康的泛滥和过劳死的频发，警告着过度劳累成为工作常态的中国人，是时候改变对工作的态度，“懒散”一些面对生活了。然而，在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经济不安全感之下，这一目标似乎很难实现。

    过度劳累成中国年轻人工作常态

    “本周目标：至少有一天晚上10点半前下班！”26岁的小王（应采访者要求匿名）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无论身处何地，记得仰望星空。”

    从2012年6月毕业到现在，这位工作时间并不长的国企人力资源部门职员已经习惯了加班的生活。

    每天八九点钟下班、周末不定时去公司报道只是普通的节奏，忙碌时，他每天要筛选上百份简历，面试几十个求职者，就连下班吃饭时都要抽空发短信或打电话给通过面试的幸运儿，与他们约定下一次面谈的时间。如果遇到校园招聘这样的“工作旺季”，他还得拎着行李在全国各地的高校奔波，为公司寻找合适的人才，最崩溃时，他连轴转了三天。

    除了分内的工作，小王还得不时“兼职”，为解决随时出现的问题做一颗冲锋陷阵的“螺丝钉”。他带客户看过房子，为领导写过演讲稿、做过PPT，还充当过公司搬家的壮劳力。这些活儿并不是非他做不可，也并非所有同事都如此忙碌，可若想有所发展，就必须这么做。

    工作忙起来难免占用个人时间。小王没时间按时吃饭，没时间与朋友聚会，更没时间谈恋爱。他希望能做个“坚持内心的方向、积极、尽责、带给别人阳光和快乐的人”，可在被《青年参考》记者问及工作的细节和心态时，这个超负荷运转的年轻人还是忍不住大喊：“太伤人了！”

    工龄近7年的31岁私企职员赵先生几乎没休过假。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他总会在早上8点半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整天，常常到第二天凌晨才披星戴月地赶回家。

    一忙起来，赵连吃饭喝水都顾不上，饿急了就靠抽屉里常备的牛奶饼干垫垫肚子，因为“公司不允许在办公室吃泡面”。一开始，朋友还试图叫他出去吃饭，时间久了，也就熟悉了他的工作节奏。

    除了多劳多得的工作性质，赵先生的努力也是为了在职场上更进一步。“老板经历的事情多，你做得多，做得难，他们自然能看得到。”他告诉《青年参考》。

    相比之下，杂志社记者韩女士的工作显得轻松多了。她不必每天去单位坐班，只需完成固定任务量的采访写作即可，但文字工作的特殊性质也让她倍感压力。

    她怀孕两个多月，还得挤地铁满北京跑，参加会议，联系采访。每到截稿期，小韩就觉得“脑子空白，好像自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有一次写稿到凌晨3点，她“觉得自己马上要猝死了”。她告诉《青年参考》，关于这一点，她的同事都深有同感。

    同样身为“码字民工”的网络写手魏紫薇（音）面临更大的压力。为完成合同，她必须每月写出10万字的作品。

    她告诉英国《金融时报》，自己最理想的写作时间是半夜，思路清晰，无人打扰，可听说有不少作者死于过度劳累，她改变了生活习惯，每天只工作8小时，而且放在白天——不包括做家务和放松大脑的时间。

    年轻人距离过劳死越来越近

    让魏紫薇警醒的，是一个源自日本、近年却在中国日益流行的词——“职业性猝死”，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过劳死。

    去年6月，起点中文网签约作家“十年雪落”在工作中猝死，留下一部160万字的小说，他疯狂写作的目的是供妹妹上学。他的遭遇并非个例。

    2012年2月，入职一年的27岁德勤员工甄毅死于贲门癌；2011年12月，大唐移动23岁的方言因急性胃溃疡导致失血性休克去世；11月，入职仅4个月的25岁百度员工林海韬死于心脏衰竭；同年4月，入职刚半年的普华永道员工潘洁死于急性脑膜炎。

    再往前看，早在2006年5月，25岁的华为员工胡新宇就以生命的代价向人们敲响了警钟。他持续加班近一个月，过度劳累导致全身多个器官衰竭。

    没日没夜的工作和对身体健康的忽视，让越来越多年轻人与亚健康甚至过劳死的距离更近。

    2011年，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对92个过劳死案例进行分析后，发布报告称，近年来中国过劳死发病率直线上升，其中以男性人群居多，IT行业过劳死年龄最低，平均只有37.9岁。201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智联招聘针对3000多人的调查显示，近30%的人需要加班。

    金融、IT行业和文字工作者，无疑是过劳死的高危人群。

    据香港《南华早报》今年2月报道，巨大的压力、昼夜不停的工作、缺乏休息已经对金融从业者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让他们更容易沮丧、失眠或患抑郁症，甚至过劳死。

    “IT民工”在高强度工作下也显得尤为脆弱。近日一项覆盖35万IT从业者的调查显示，98.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有健康问题。

    《金融时报》援引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中国内地每年有60万人因工作过于劳累死亡，这着实是不小的数目。没有人知道这60万里包含了哪些具体死因。

    因此，《金融时报》称，更明智的做法是不要将其看成是精确的统计数字，而要理解为一种强烈的诉求。很显然，过劳死已成为中国精疲力竭的劳动大军中，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中国现代城市人似乎越来越担心自己为亚洲工作观付出的代价。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发布报告称，有半数受访者(从中产阶级到富裕阶层)认为，“工作压力、家庭责任和长时间工作”使自己面临健康问题。失眠、疲劳、精力不振、肥胖、小病不断——所有状况都是西方工作狂曾经十分熟悉的。

    中国是否会抛弃过度工作？

    阿联酋《海湾时报》称，努力工作并非如一些西方人所想，是传统的“亚洲价值观”，人们这么做只是为了从贫穷变得富有。一旦这一目标实现，他们就会紧步西方人后尘，抛弃过度工作。

    成为中产阶级后，亚洲人越来越厌倦加班。

    韩国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成绩优异，但他们的幸福感在发达国家中排名垫底。韩国教育部长徐南洙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我认为没有其他国家像韩国这样，在半个世纪内实现如此快速的发展。但由于我们过分强调在学校和社会上的成就，学生和成年人受到很大压力，导致自杀率升高。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让人民更快乐。”

    如今，韩国政府规定补习班必须在晚上10点前关闭，星期六必须关闭学校和工作场所。而在泰国，让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老师会被公告批评。

    疯狂工作和过劳死泛滥的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人的工作时间也在经济停滞和政府监管的影响下显著减少。《海湾时报》称，这个国家现在可能比繁荣时期更幸福。

    因此，《金融时报》预测，几年之后，过度劳累也会被中国抛弃。中国人将更理性地在工作与休闲之间找到平衡，这是社会走向繁荣的自然趋势。

    但从目前来看，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

    中国普通的工作狂们在尽可能通宵达旦地完成工作，尽管这么做无助于他们跻身上海或北京社会阶层的最低一级。买不起房，工薪族很难娶妻生子，即使没日没夜地工作，也无法保证他们一定买得起房。即使完成了这些，还有巨额的子女教育费用紧随其后，鞭策中国上班族马不停蹄地继续“卖命”。

    美国权威工资收入调研机构Pay Scale指出，虽然过劳死案例和专家警告层出不穷，过度工作对劳动者健康和生产效率会产生恶劣影响，但公司和劳动者都不约而同地拉长工作时间。

    简而言之，这么做是为了保住饭碗。“工资停滞不前，工作强度增加，饭碗端不太稳——这是个愈发艰辛的世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保罗·奥斯特曼告诉美国《洛杉矶时报》。

    由于过劳死通常被排除在中国的意外险之外，有保险公司已经采取措施，希望填补空白。对自己健康状况忧心忡忡的工作狂可以在淘宝网上购买“压力山大险”。投保人被要求年龄在20～30周岁之间，每年缴纳约10美元（约合60元人民币），就可以获得针对过劳死的8万美元（约合48万元人民币）的赔付额度。

    与高昂的医药费相比，这点保费实在是微不足道。更何况，买一份保险，比让缺乏安全感的中国人学会享受“懒散”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