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继续学习新加坡吗？
○郑永年
《
青年参考
》（
2014年03月12日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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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3月4日，游客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建筑前拍照。受印尼持续森林大火产生的烟雾影响，新加坡出现了雾霾天。 |
中国学习新加坡容易学的部分已经学了，现在到了难学的部分，也就是新加坡的“软件”，是制度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人们因此把中国称为“学习型国家”，改革开放过程也就是向其他国家学习的过程。
新加坡在其中扮演了一个特别角色，起到其他国家起不到的作用。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是否会继续学习新加坡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看新加坡经验和中国的相关性。中国学习新加坡或其他国家，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中国各方面现代化的需要。只要新加坡经验和中国具有相关性，中国仍然会继续学；只要新加坡经验比其他国家的经验和中国更相关，中国仍然会选择新加坡作为学习对象。
在全球化时代，除了少数几个处于封闭状态的落后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能够避免受外在经验的影响。全球化不仅仅是货物和贸易，更是各种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个全球范围的“思想市场”。思想流通到哪里，哪里就会受到影响。对很多国家来说，这种影响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
为什么中国选择了新加坡？简单地说，中国学习新加坡并非必然，而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几代领导层的选择。为什么？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新加坡当时也是中国学习的对象，但重要性并不突出。
当时东欧的匈牙利和东亚的日本是中国的重点学习对象。匈牙利是东欧共产主义中比较早进行改革的国家，中国参照匈牙利经验是很自然的事情。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从近代开始始终是中国学习的对象。邓小平复出不久就访问日本。因此，学习日本不难理解。
1978年邓小平也访问了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各方面的建设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学习新加坡也不难理解。不过，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经验并没有在中国得到高度重视，更多是一个参照对象。
中国的新加坡热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认为新加坡不仅经济发展迅速，而且社会秩序好，首次公开高调地提出中国要学习新加坡。这随即导致大量的中国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取经。此后发展出来的各种项目，包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学院的“干部班”等都是其产物。为什么邓小平选择新加坡而不是其他国家和地方？
概括地说，邓小平号召中国学习新加坡的核心，是要解决好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的一对矛盾——发展与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一对深刻矛盾。既有发展也有秩序的国家少而又少。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日本和“四小龙”（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便是少数几个典型。
在日本和“四小龙”中间，邓小平为什么选择了新加坡？这既和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的经验有关，更和1989年之后的国际局势有关。在1989年之前的整个80年代，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主题就是发展和秩序。当时的领导层既强调经济发展，也强调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体制改革，就是秩序建设问题。
既要发展，又要秩序，这不仅为中国的领导层所强调，也被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社会所接受。当时的知识界盛行的两本书，一本是耶鲁大学教授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另一本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肯尼迪强调经济、科学技术等因素对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性，亨廷顿强调的则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及其建设政治秩序的困难。如果说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领导层和知识分子群体有比较多的共识，在政治秩序建设方面，两者之间的共识就很少。对邓小平来说，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建设政治秩序。当然，这里的政治秩序也并不排斥民主化，如果民主化不会给中国造成政治乱局。但对知识分子群体来说，秩序就是民主化。
但随后发生的很多事情，使激进民主化不再成为建立中国政治秩序的有效选项。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有发展、又有秩序的新加坡再次成为邓小平关注的对象。“南巡”之后，中国掀起一波又一波学习新加坡的热潮。不过，要把学习新加坡的强烈愿望转化成为实践，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新加坡来说，发展和秩序是同时进行的，是同一个过程，但中国在学习新加坡过程中，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把发展和秩序相对分离开来。中国各级政府强调经济发展，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设则强调不足。而秩序建设要跟得上经济建设，恰恰是新加坡成功的经验。
当然，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不仅学习新加坡，而且也学习其他很多国家。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抓大放小”式的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中国既学新加坡，也学美国、日本、韩国。在“抓大”方面，中国学习日本和韩国的大企业集团模式，组建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则是学习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在“放小”方面，也就是中国式的民营化（私有化）更多的是受美国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金融制度方面也一样，中国参照了诸多西方经验，但从和美元挂钩到一篮子货币政策，中国则大量参照了新加坡经验。
不过，在学习新加坡方面，中国社会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和认知。高层和地方的认知不同，政府与社会的认知也不同。总体上说，政府部门侧重的是学习新加坡的实践经验，但知识界往往趋向于对新加坡做意识形态的过度解读。在中国的知识界，新加坡模式一直具有争议性。这种争议性无关乎新加坡本身，更多的在于中国知识界的认知。
回顾历史，邓小平学习新加坡的选择是对的。从邓小平1997年去世到今天，发展与秩序的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更多国家所面临的挑战。邓小平强调新加坡的秩序好，而秩序建设正是中国今天需要学习新加坡的地方。
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方方面面的秩序问题越来越严重。出现了信任危机、官员腐败、道德滑坡等现象。可惜的是，中国一些官员，尤其是中层官员开始骄傲自大起来，变得目中无人，不再像从前那样，虚心学习他国了。相反，他们开始学习美国，动不动就要教育其他国家。在中层，很多官员也开始对新加坡不以为然。不过，这种心态除了满足一下民族主义情绪，对国家建设毫无用处。
从秩序建设的角度看，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学习新加坡容易学的部分已经学了，现在到了难学的部分，也就是新加坡的“软件”，是制度建设。中国能不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其他国家制度建设经验，建设起一整套自己的制度，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崛起。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中国学习新加坡容易学的部分已经学了，现在到了难学的部分，也就是新加坡的“软件”，是制度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人们因此把中国称为“学习型国家”，改革开放过程也就是向其他国家学习的过程。
新加坡在其中扮演了一个特别角色，起到其他国家起不到的作用。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是否会继续学习新加坡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看新加坡经验和中国的相关性。中国学习新加坡或其他国家，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中国各方面现代化的需要。只要新加坡经验和中国具有相关性，中国仍然会继续学；只要新加坡经验比其他国家的经验和中国更相关，中国仍然会选择新加坡作为学习对象。
在全球化时代，除了少数几个处于封闭状态的落后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能够避免受外在经验的影响。全球化不仅仅是货物和贸易，更是各种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个全球范围的“思想市场”。思想流通到哪里，哪里就会受到影响。对很多国家来说，这种影响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
为什么中国选择了新加坡？简单地说，中国学习新加坡并非必然，而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几代领导层的选择。为什么？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新加坡当时也是中国学习的对象，但重要性并不突出。
当时东欧的匈牙利和东亚的日本是中国的重点学习对象。匈牙利是东欧共产主义中比较早进行改革的国家，中国参照匈牙利经验是很自然的事情。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从近代开始始终是中国学习的对象。邓小平复出不久就访问日本。因此，学习日本不难理解。
1978年邓小平也访问了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各方面的建设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学习新加坡也不难理解。不过，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经验并没有在中国得到高度重视，更多是一个参照对象。
中国的新加坡热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认为新加坡不仅经济发展迅速，而且社会秩序好，首次公开高调地提出中国要学习新加坡。这随即导致大量的中国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取经。此后发展出来的各种项目，包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学院的“干部班”等都是其产物。为什么邓小平选择新加坡而不是其他国家和地方？
概括地说，邓小平号召中国学习新加坡的核心，是要解决好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的一对矛盾——发展与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一对深刻矛盾。既有发展也有秩序的国家少而又少。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日本和“四小龙”（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便是少数几个典型。
在日本和“四小龙”中间，邓小平为什么选择了新加坡？这既和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的经验有关，更和1989年之后的国际局势有关。在1989年之前的整个80年代，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主题就是发展和秩序。当时的领导层既强调经济发展，也强调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体制改革，就是秩序建设问题。
既要发展，又要秩序，这不仅为中国的领导层所强调，也被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社会所接受。当时的知识界盛行的两本书，一本是耶鲁大学教授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另一本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肯尼迪强调经济、科学技术等因素对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性，亨廷顿强调的则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及其建设政治秩序的困难。如果说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领导层和知识分子群体有比较多的共识，在政治秩序建设方面，两者之间的共识就很少。对邓小平来说，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建设政治秩序。当然，这里的政治秩序也并不排斥民主化，如果民主化不会给中国造成政治乱局。但对知识分子群体来说，秩序就是民主化。
但随后发生的很多事情，使激进民主化不再成为建立中国政治秩序的有效选项。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有发展、又有秩序的新加坡再次成为邓小平关注的对象。“南巡”之后，中国掀起一波又一波学习新加坡的热潮。不过，要把学习新加坡的强烈愿望转化成为实践，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新加坡来说，发展和秩序是同时进行的，是同一个过程，但中国在学习新加坡过程中，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把发展和秩序相对分离开来。中国各级政府强调经济发展，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设则强调不足。而秩序建设要跟得上经济建设，恰恰是新加坡成功的经验。
当然，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不仅学习新加坡，而且也学习其他很多国家。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抓大放小”式的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中国既学新加坡，也学美国、日本、韩国。在“抓大”方面，中国学习日本和韩国的大企业集团模式，组建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则是学习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在“放小”方面，也就是中国式的民营化（私有化）更多的是受美国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金融制度方面也一样，中国参照了诸多西方经验，但从和美元挂钩到一篮子货币政策，中国则大量参照了新加坡经验。
不过，在学习新加坡方面，中国社会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和认知。高层和地方的认知不同，政府与社会的认知也不同。总体上说，政府部门侧重的是学习新加坡的实践经验，但知识界往往趋向于对新加坡做意识形态的过度解读。在中国的知识界，新加坡模式一直具有争议性。这种争议性无关乎新加坡本身，更多的在于中国知识界的认知。
回顾历史，邓小平学习新加坡的选择是对的。从邓小平1997年去世到今天，发展与秩序的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更多国家所面临的挑战。邓小平强调新加坡的秩序好，而秩序建设正是中国今天需要学习新加坡的地方。
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方方面面的秩序问题越来越严重。出现了信任危机、官员腐败、道德滑坡等现象。可惜的是，中国一些官员，尤其是中层官员开始骄傲自大起来，变得目中无人，不再像从前那样，虚心学习他国了。相反，他们开始学习美国，动不动就要教育其他国家。在中层，很多官员也开始对新加坡不以为然。不过，这种心态除了满足一下民族主义情绪，对国家建设毫无用处。
从秩序建设的角度看，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学习新加坡容易学的部分已经学了，现在到了难学的部分，也就是新加坡的“软件”，是制度建设。中国能不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其他国家制度建设经验，建设起一整套自己的制度，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崛起。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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