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梦工场”的爱国主义宣传战

    从某种意义上讲，好莱坞帮美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荷枪实弹的士兵不同，摄像机与麦克风始终是这座“电影梦工场”最得意的武器。

    在2月面世的新书《五人归来：好莱坞与二战》中，美国作家、编剧人马可·哈里斯追溯了5位知名美国导演在二战期间的足迹，披露了好莱坞积极参与爱国主义政治宣传的故事——尽管在不少人眼中，“政治宣传”带有几分贬义色彩。

    已三度斩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约翰·福特匍匐在一座发电站的屋顶上，将16毫米摄像机和几百英尺长的柯达彩色胶片调试完毕，准备拍摄。

    时间是1942年6月4日清晨6点半，地点则在中途岛。正如该岛的名称显示的，此地位于太平洋中央，距福特熟悉的片场足足5000公里。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拍摄。从摄影机所在的地点举目四望，整个海岛和远海的岛链尽收眼底；将视线投向天边，只见上百架属于日本海军的轰炸机正蜂拥而来。

    敌人一步步逼近中途岛，福特和他的团队也忙碌起来。“地狱之门打开了。”英国《每日电讯》报引述福特的回忆称，“不断有飞机坠落，有我们的，更多是日本人的。”

    “一架飞机扔下炸弹，试图拉起，却直接撞毁在地面上。”摄像机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个画面。更多炸弹在福特藏身处附近爆炸，迫使这位导演不得不奔跑着躲避，但摄像机一直坚持运转；不断晃动的镜头效果，在纪录片《中途岛海战》中得到忠实再现。

    两天后，美军赢得这场关键性战役，福特也获得了前线官兵浴血鏖战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影像经过剪辑，浓缩为18分钟的短片。《中途岛海战》介绍了战斗背景，凸显了年轻士兵的英勇，还展示了日军遭受的严重损失。

    时任总统罗斯福对其非常满意，指出：“我希望每一位美国母亲都能看到这部影片。”就这样，福特走上了一段用电影宣传爱国主义的生涯。

    战争来临，电影业无法置身事外

    最早让电影服务于政治宣传的是希特勒。1935年，莱妮·里芬斯塔尔导演的《意志的胜利》煽动了德国人的民族情绪。《洛杉矶时报》当时称，即使最温和的德国人，看过电影后都会热血沸腾。不过，面对纳粹的挑衅，美国电影界一度在反击和置身事外之间摇摆。

    这种举棋不定并未持续很长时间。1941年12月7日，日军的炸弹在珍珠港落下时，约翰·福特正在安德鲁·皮肯斯海军少将位于弗吉尼亚的家中享用星期日午餐。皮肯斯接听战争部的电话后宣布，“先生们，珍珠港刚刚受到日本人袭击，我们身处战争中了。”

    和平一去不复返，那些主张置身事外的电影人知趣地噤声了。好莱坞和美国军方都认识到，美国需要自己的里芬斯塔尔，也就是那些能通过电影将国家团结起来的导演。

    事实上，当很多同行还将战争威胁看作地平线上模糊的影子时，福特已就战时宣传展开筹划。1941年9月，他将“那些美好的秋季夜晚”都用在建立“海军义勇军拍摄部队”上，训练摄影师、音效师和剪辑师如何在弹雨纷飞中完成任务。福特相信，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纪录战争将是必须的，而这项工作绝不能留给业余人士或战争部的那些官僚。

    即便如此，福特并非军方心中最理想的领军人物。虽然他多年来一直反对法西斯主义，但没有冲在第一线，从1939年开始，更是把多数时间用在了商业片上。

    于是，时年44岁的弗兰克·卡普拉应召加入军方宣传部门，在华盛顿统领战时宣传项目。“爱国主义，可能吧。”卡普拉谈及加入军队的原因时说，“不过真正的原因是，在娱乐电影行业，我已经攀登到山顶，插上了我的旗帜，并获得了世界的掌声。我觉得无趣了。”

    起初，没人相信卡普拉会成为系列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的策划人。就在二战爆发前几年，这位名导演还对法西斯主义十分着迷，支持西班牙内战中的佛朗哥政权，崇拜墨索里尼——要不是哥伦比亚公司的主席哈里·科恩拦着，他险些为意大利独裁者拍摄一部光辉的传记片。

    好在，珍珠港的炮声震醒了卡普拉，他很快洗心革面，将全部精力转移到对“民主国家同盟”的支持上来，总共7部的《我们为何而战》被誉为最有感染力的反法西斯宣传片。

    为国家利益，不惜背弃真实

    与福特和卡普拉不同，约翰·休斯顿是因为1941年拍摄的《马耳他之鹰》才一举成名的。此君身材高大，性格傲慢，举止鲁莽，信心十足地认为战争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让自己成为实干家。他基于“对冒险的渴望”与军方合作，为此不惜令神经承受高强度的考验。

    休斯顿第一次随部队外出拍摄，就撞见一架轰炸机坠毁，地面部队仓皇撤离。还有一次，他越过一名机枪手的肩头，拍摄敌军发起空袭的场景，日军飞机突然俯冲扫射，那位机枪手一头栽倒在休斯顿脚边。

    有关战时宣传的另一段不光彩插曲被披露后，休斯顿更是陷入持久的非议。1943年，载着记录巴顿将军在北非攻城略地的胶片的军舰，在归国途中被德国潜艇击沉。恰逢英国电影业也在制作相关纪录片，美国军方担心，如果自家的纪录片无法推出，公众会认为英军才是赢得这场战役的主要力量。于是，战争部命令卡普拉尽快补拍，造假也无所谓。

    休斯顿决定前往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和南加州的莫哈韦沙漠——这是他能找到的、与撒哈拉地区最匹配的外景地。随他同去的还有扮演士兵的大队群众演员、坦克模型以及货真价实的轰炸机，经过精心策划，摄影机拍下了轰炸机向沙漠投掷炸弹的一幕幕。

    随后，休斯顿前往伦敦，用这部精心炮制的假纪录片，说服英国人放弃将他们关于北非战事的电影公映。这么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成就了1944年上映的《突尼斯的胜利》。

    休斯顿后来的作品大都很真实，却令人不安。在意大利前线，他用镜头记录下的尽是被毁的村庄，散落在道路两旁的士兵遗体，以及衣衫褴褛、畏畏缩缩的村民。

    鲜血淋漓的战场，在这位导演的精神世界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回到纽约后，每当难以入眠，休斯顿就会带着枪在深夜的街上游荡，从第五大道一直走向中央公园。他事后回忆说，当时，自己就盼着能遇到劫匪，“这样就能名正言顺地杀人了”。

    死亡在导演们心中留下阴影

    休斯顿并不是惟一被所见所闻改变的导演。约翰·福特最喜欢讲战争故事，战后却有20年绝口不提诺曼底登陆。乔治·史蒂文斯对那一仗也保持沉默，他的日记上有三个星期是空白的。

    1944年6月，福特和史蒂文斯在法国北部的海滩上并肩而立，准备见证盟军反攻欧洲大陆的历史时刻，他们安排了几百名摄影师，展现战役全景依然艰难。“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风浪有多大，”1964年，福特打破沉默，“驱逐舰剧烈地摇晃，每个人都痛苦地晕船。我不明白，登陆艇上的士兵怎么还能有勇气作战，但他们做到了。”两人拍下的画面在此后50年中没有公开播放，因为它们“模糊、昏暗、晃动且疯狂”：镜头中，有受了重伤的士兵，被海水冲到岸上的尸体还睁着眼，海浪裹挟着残肢和血沫打在粗糙的沙滩上……

    登陆成功后，史蒂文斯跟随盟军向内陆进发。8月25日巴黎解放，他拍摄的市民涌出家门、欢呼雀跃的场面，可以跻身美国战争电影中最著名的场景之列。

    史蒂文斯还记录了德军在蒙帕纳斯火车站投降的画面。由于担心光线不足，他指挥双方代表——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和法国的勒克莱尔与戴高乐，在车站外重演了一次。

    在臭名昭著的达豪集中营，确认纳粹士兵已经逃散后，史蒂文斯决定四下走走，“就像在但丁描述的地狱中游荡”。被惨状震惊的他，发呆了许久才记起打开摄像机：火车轨道上横卧着早已风干的尸首；棚车上的死者一半被雪覆盖；堆积如山的囚犯遗体，个个骨瘦如柴，空洞的双眼望向灰白的天空；还有3万名幸存者，其中许多人岌岌可危。

    战后，这些彩色胶片被锁进仓库，未能公开放映。就连史蒂文斯本人，也只看了一次——1959年，他独自进入放映室，但只让胶片转动了一分钟，就关掉了机器。

    宣传的逻辑与艺术迥异

    除了直接受雇于军方的导演个人，美国电影业整体也表现出对政治宣传的热切支持。二战期间出品的好莱坞电影，即使内容毫不沾边，多数也会带有战争背景。美国学者安东尼·罗德斯在专著《宣传：劝说的力量》中评价道，“好莱坞很快适应了战争的逻辑：将纳粹塑造成强盗恶魔，将日本人塑造成不讲理的野蛮民族。”战争虽然断绝了好莱坞在敌对国家的生意，但也带来了好处：美国电影可以尽情丑化对手，根本不用担心遭到外国民众的抗议。

    人们熟悉威廉·惠勒，主要是因为他战后的作品，如《罗马假日》和《宾虚》。惠勒出生在法德边境的阿尔萨斯，有犹太血统。虽然在战前就已移民美国，他的亲属依然身陷欧洲。所以，他对战争部的宣传工作十分拥护。然而，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指出，在当时的官方语境下，二战是一场“白种人的战争”。惠勒曾打算拍摄一部关于非洲裔美国人参战的电影，可是，由于战争部的一位官员认为黑人士兵“粗心”、“无能”，拍摄计划胎死腹中。

    弗兰克·卡普拉因为对国家的贡献获得杰出服务勋章，解甲归田后却再也找不到灵感。1946年，他的《美好人生》遭遇票房滑铁卢，此后其职业生涯渐趋沉寂。

    至于约翰·福特，他在战后又拍摄了很多部电影，大半是军事题材，并在1952年捧回了第四尊“小金人”。1973年，这位导演走完79岁的人生旅程时，人们注意到，覆盖在他灵柩上的旗帜看上去有些破旧——那是曾在《中途岛海战》中使用过的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