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人的“财富上瘾症”

    在华尔街工作时，我为得到360万美元奖金而生气，认为这太少了。当时我才30岁，没有孩子需要抚养，没有债务，也没有做善事的想法。我想挣钱和酒鬼总想着再来一瓶的理由是一样的：我上瘾了。

    8年前，我第一次走进瑞士信贷银行的交易大厅，开始暑期实习。我知道自己想要成为富人。我父亲是怀揣巨大的梦想却从未实现的推销员。他相信，钱能解决所有问题，这样的信念也影响了我。所以当我第一次走进交易大厅，看到发光的交易大屏，高科技的电脑显示器，带着拨号键盘的电话，我觉得自己像是在驾驶舱里开着战斗机的战士，对着屏幕玩游戏，如果你打赢了，就能实现理想——成为富人。

    我能来华尔街是个奇迹。大学时的我雄心勃勃且颇具竞争力，但同时还是酒鬼、大烟枪，偶尔服食可卡因、兴奋剂和摇头丸。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期间，我因入室盗窃两次被捕。在辅导员帮助下，我明白自己在用酒精和毒品麻痹精神。她严厉地建议我戒掉这些“不良嗜好”，我接受了建议。

    毕业后，我进入美国银行。远离毒品的我，一整年都是清醒的，头脑灵光且兢兢业业，在第一年结束时，我很兴奋地收到了4万美元的奖金。

    人生中第一次，我没有检查余额就取了钱，但我很快就不满足了。一个星期后，我知道了一个工作四年的交易员获得了90万美元的奖金。在经历了最初的羡慕和震惊后，我开始为自己可能挣到巨额的奖金而激动。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像疯子似地工作，在华尔街平步青云，坐到了债券和信用违约掉期交易商的位置，这是华尔街最赚钱的工作之一。在美国银行工作四年后，花旗银行开出了优越的条件来挖我。接下来的两年中，我每年都有至少175万美元的收入。我开始和漂亮的金发女郎约会，花6000美元在邦德街租带阁楼的公寓，享受金钱带来的全新生活。

    辅导员忧心忡忡，她觉得我是在用金钱替代酒精和药物，让自己觉得强大。她建议我不要再专注于挣钱，停下来去治疗“内心的伤口”。我对此不屑一顾，跳槽去了一家对冲基金。在那里，我每天和亿万富翁面对面，我的贪婪也像火球般越滚越大。看到和我共事的这些人，我会想，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就能买下密克罗尼西亚，或是成为纽约市长。他们不只有钱，还有权力——能够订上纽约最热门的餐厅，参议员会来拜访他们。

    我开始想要更多，在华尔街的五年中，我最大的转变是：从第一次收到4万美元奖金时的激动，到看到150万美元时的不满足。

    最终，我的富翁老板让我见识到了无限财富的局限性。一次，老板和我们讨论新的对冲基金法规。“如果新法规对国家有益，将金融系统看做一个整体不是更好吗？”我说。会议室立刻安静了下来，老板翻了个令人难堪的白眼，说，“我没有脑容量将美国的金融系统当作整体思考，我所关心的就是它将带给公司的影响”。

    我醍醐灌顶般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他拥有一切，却怕赔钱。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审视华尔街。我耳闻了交易商听说政府为限制奖金而提高税收后的刻薄言论，这些人鄙视任何威胁他们利益的事情。逐渐地，我看这些人就像看为了毒品愿意做任何事情的吸毒者——在大雪里走20英里的路去买毒品；抢劫老奶奶。以前，我总是羡慕比我赚得多的人，现在，我第一次很尴尬地看着他们。

    尽管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我还是难以离开，害怕放弃了未来的奖金后，钱会很快花光。我害怕在5年或10年后，自己会后悔。还有外界的眼光，人们会以为要离开华尔街的我疯了。在华尔街最后的日子里，我提出了800万美元奖金的要求。老板说，如果我留下来几年，他们会满足我开的价钱。但这一次，我却毅然离开了。 

    离开的头一年真的很辛苦，我所经历的一切只能形容为漫长的戒瘾过程。我会在半夜梦到自己一分钱也没有了，然后突然惊醒；我还会去刻意寻找头条新闻，看看我的老同事又赚了多少。慢慢的，情况有了好转，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其实有足够的钱生活，如果我愿意，还可以挣得更多。但我的“财富上瘾症”还没有完全消失，有时候，我还会买彩票。

    随着时间的推移，再看到华尔街人的口头禅我会心生不屑：“我们更聪明，我们比别人工作得更辛苦，所以我们应该得到这笔钱。”这是吸毒的合理化信条。漫长的经历令我意识到，华尔街充斥着有毒的文化，鼓励着浮夸的人们去拼命追求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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