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共产主义运动
作者 [英] 朱丽娅·拉维尔 译者 潘彩萍
《
青年参考
》（
2014年02月19日
32
版）
 |
《牛津共产主义史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Communism），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672页。 |
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多中心、世界性的。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实践得到了英美政治学家的肯定，并被认为有可能成为近现代史上的又一个关键点。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曾被描述为“自罗马天主教扩张以来，建立世界组织的最有抱负的努力”。因此，书写共产主义的历史必须具备全球视野。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笃信共产主义属于欧洲与苏联，亚非拉国家对它的实践不过是某种副产品。
当代的地缘政治学要求对上述看法进行反思和检讨。自从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政权崩溃，1/4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成了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而恰恰是在中国，作为主导力量的共产党依然活跃，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并把自己定位于市场经济的捍卫者。
再过不到10年，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就将超过其苏联老大哥存续74年间取得的。对于这样的前景，中国领导人既高兴又警觉——中共中央政治局过去和现在的成员们，一直对苏联解体的教训念念不忘。如果中国共产党能渡过这道难关，或许，后世史学家们眼中的20世纪最大转折，将会开始于1949年10月，而不是1917年10月。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多中心的，结果往往归于分裂。新出版的《牛津共产主义史手册》的编辑S·A·史密斯本人就是个典型的全球主义者，尤其擅长对中国和苏联问题的研究。他主编的该书，收录了由国际知名学者写就的、36篇各具特色的论文。
苏联的重要性被高估？
作为一部精选集，我们不仅可以从《手册》一书中找到共产主义在德国和波兰的起源，还可以了解它的每一代领导人；我们可以感知共产主义阵营里平民和精英的生活；了解知识分子、艺术家、工人和农民的经历；看清这项政治运动的兴衰荣辱。
史密斯和其他作者无意施加教化或批判什么，而是用冷静、客观的语气描述了共产主义实践中的那些悲剧性事件：“斯大林主义下的恐怖氛围，1959到1962年间中国的饥馑……波尔布特对柬埔寨的蹂躏。”他批评称，“共产主义国家时常对自己的人民过分苛刻”，但他又指出，一些共产主义政党为广大欠发达地区引进了先前没有的福利、卫生保健和教育权益，帮助它们打败了欧洲和亚洲的法西斯主义，发起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歧视运动。比如，法国的妇女解放浪潮，最早就是由几个活跃的“毛派”小团体发起的。
《手册》着力破解近现代史上的很多谜团。如其所述，共产主义在发展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是中央控制下的僵硬教条和管理者们依据实情制订的政策的矛盾。很多人都知道，在字字确凿、词句华丽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国家将采取的组织形式语焉不详。布尔什维克在俄建政后，不可思议的突然胜利让列宁传下来的政党组织结构一统天下，被其他革命者奉为蓝本。然而，苏联共产党又做了很多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整个20世纪，苏联在国际上的争权夺利和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失败引导相交织，莫斯科似乎从未公开谈论过以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可能性，参加共产国际的很多外国政党领袖甚至不懂俄语。
对中国的分析趋于热络
当代中国的繁荣则指向共产主义运动最有趣的一面。如何解释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危机后走向繁荣的能力？不仅如此，外界还迫切需要评估毛泽东主义在中国之外的影响——毛去世多年后，他的阶级斗争和游击战思想仍深深地影响南美、印度和尼泊尔的革命运动。在印度，风起云涌的纳萨尔派力量，被当局视为“重大安全威胁”。
《手册》给出了几个可能的答案。瑟奇·拉德晨科认为：中国共产党当下的旺盛生命力源于1956年的反斯大林和自立门户。斯大林成为明日黄花后，毛泽东上升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哲学王”。马克·哈里森则尝试对中共的成功进行经济学解释：毛泽东去世后，执政党开始跟企业家和贫穷的农民达成协议，让他们在经济上获得更大自由，但暂时不提供主要的政治利益。在部分自由化的过程中，“政府掌握着主要的公共部门，成为最大受益者”。
提摩太·西克透彻地分析了毛泽东主义的特点：政治上实行群众路线，理论上捍卫平民，关注农民的状况，提倡游击战。“从越共到纳萨尔分子的行动可以看到，处在不能忍受的社会环境里的人和被暴力镇压的反对力量，更容易发现毛的军事策略引人入胜。”正因为如此，如今依然在活动的左翼思想家——中国的、西方的和发展中国家的——仍然“从毛泽东的著作和生活工具中寻求对抗当下的不公平”。
国际共运的历史上，曾几何时，革命的清教徒们把钢琴比作棺材，称“资产阶级的骨头在棺材里吱嘎作响”，沉默或独自欣赏经典画作或美术字也可能招来“反革命”的帽子。令史密斯等人兴奋的是，过去30年间，中国显示了非凡的活力，在私人生活领域，更有很多平凡的中国公民享受到了苏联平民从未想象过的自由。
不过，苏联政治笑话的数量和质量是明显胜过中国的。唐纳德·费泽尔关于前苏联特权阶层的文章里，收录了一个勃列日涅夫极力向老母亲炫耀豪华轿车、直升机和3处壮丽的别墅的、异常生动的故事：勃列日涅夫恳求说，“妈妈，告诉我，您觉得怎样？”老太太犹豫了一下，道，“好是好。但是，如果红军杀回来，这些东西不就全泡汤了吗？”
英国《卫报》
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多中心、世界性的。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实践得到了英美政治学家的肯定，并被认为有可能成为近现代史上的又一个关键点。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曾被描述为“自罗马天主教扩张以来，建立世界组织的最有抱负的努力”。因此，书写共产主义的历史必须具备全球视野。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笃信共产主义属于欧洲与苏联，亚非拉国家对它的实践不过是某种副产品。
当代的地缘政治学要求对上述看法进行反思和检讨。自从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政权崩溃，1/4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成了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而恰恰是在中国，作为主导力量的共产党依然活跃，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并把自己定位于市场经济的捍卫者。
再过不到10年，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就将超过其苏联老大哥存续74年间取得的。对于这样的前景，中国领导人既高兴又警觉——中共中央政治局过去和现在的成员们，一直对苏联解体的教训念念不忘。如果中国共产党能渡过这道难关，或许，后世史学家们眼中的20世纪最大转折，将会开始于1949年10月，而不是1917年10月。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多中心的，结果往往归于分裂。新出版的《牛津共产主义史手册》的编辑S·A·史密斯本人就是个典型的全球主义者，尤其擅长对中国和苏联问题的研究。他主编的该书，收录了由国际知名学者写就的、36篇各具特色的论文。
苏联的重要性被高估？
作为一部精选集，我们不仅可以从《手册》一书中找到共产主义在德国和波兰的起源，还可以了解它的每一代领导人；我们可以感知共产主义阵营里平民和精英的生活；了解知识分子、艺术家、工人和农民的经历；看清这项政治运动的兴衰荣辱。
史密斯和其他作者无意施加教化或批判什么，而是用冷静、客观的语气描述了共产主义实践中的那些悲剧性事件：“斯大林主义下的恐怖氛围，1959到1962年间中国的饥馑……波尔布特对柬埔寨的蹂躏。”他批评称，“共产主义国家时常对自己的人民过分苛刻”，但他又指出，一些共产主义政党为广大欠发达地区引进了先前没有的福利、卫生保健和教育权益，帮助它们打败了欧洲和亚洲的法西斯主义，发起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歧视运动。比如，法国的妇女解放浪潮，最早就是由几个活跃的“毛派”小团体发起的。
《手册》着力破解近现代史上的很多谜团。如其所述，共产主义在发展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是中央控制下的僵硬教条和管理者们依据实情制订的政策的矛盾。很多人都知道，在字字确凿、词句华丽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国家将采取的组织形式语焉不详。布尔什维克在俄建政后，不可思议的突然胜利让列宁传下来的政党组织结构一统天下，被其他革命者奉为蓝本。然而，苏联共产党又做了很多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整个20世纪，苏联在国际上的争权夺利和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失败引导相交织，莫斯科似乎从未公开谈论过以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可能性，参加共产国际的很多外国政党领袖甚至不懂俄语。
对中国的分析趋于热络
当代中国的繁荣则指向共产主义运动最有趣的一面。如何解释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危机后走向繁荣的能力？不仅如此，外界还迫切需要评估毛泽东主义在中国之外的影响——毛去世多年后，他的阶级斗争和游击战思想仍深深地影响南美、印度和尼泊尔的革命运动。在印度，风起云涌的纳萨尔派力量，被当局视为“重大安全威胁”。
《手册》给出了几个可能的答案。瑟奇·拉德晨科认为：中国共产党当下的旺盛生命力源于1956年的反斯大林和自立门户。斯大林成为明日黄花后，毛泽东上升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哲学王”。马克·哈里森则尝试对中共的成功进行经济学解释：毛泽东去世后，执政党开始跟企业家和贫穷的农民达成协议，让他们在经济上获得更大自由，但暂时不提供主要的政治利益。在部分自由化的过程中，“政府掌握着主要的公共部门，成为最大受益者”。
提摩太·西克透彻地分析了毛泽东主义的特点：政治上实行群众路线，理论上捍卫平民，关注农民的状况，提倡游击战。“从越共到纳萨尔分子的行动可以看到，处在不能忍受的社会环境里的人和被暴力镇压的反对力量，更容易发现毛的军事策略引人入胜。”正因为如此，如今依然在活动的左翼思想家——中国的、西方的和发展中国家的——仍然“从毛泽东的著作和生活工具中寻求对抗当下的不公平”。
国际共运的历史上，曾几何时，革命的清教徒们把钢琴比作棺材，称“资产阶级的骨头在棺材里吱嘎作响”，沉默或独自欣赏经典画作或美术字也可能招来“反革命”的帽子。令史密斯等人兴奋的是，过去30年间，中国显示了非凡的活力，在私人生活领域，更有很多平凡的中国公民享受到了苏联平民从未想象过的自由。
不过，苏联政治笑话的数量和质量是明显胜过中国的。唐纳德·费泽尔关于前苏联特权阶层的文章里，收录了一个勃列日涅夫极力向老母亲炫耀豪华轿车、直升机和3处壮丽的别墅的、异常生动的故事：勃列日涅夫恳求说，“妈妈，告诉我，您觉得怎样？”老太太犹豫了一下，道，“好是好。但是，如果红军杀回来，这些东西不就全泡汤了吗？”
英国《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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