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富强而舍文明，是现代化的歧途

    富强是现代化的躯体，文明是现代化的灵魂。受历史条件局限，近现代中国选择了一条以富强为先的道路，但中国崛起的内涵不应囿于“富国强兵”。

    中国崛起当然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与“文明”有多大关系，抑或仅仅是“富强的崛起”？“富强的崛起”即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一种全新的意义系统。

    中国曾是文明大国。儒家文明通过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在东亚地区维持了长达千年的统治，那的确是一种以天下主义为核心的文明霸权。而19世纪之后，“天朝上国”先是败于欧洲列强，然后不敌过去的学生——因“脱亚入欧”而变得强盛的近邻日本。中国人痛定思痛，遂放下重义轻利的儒家文明，开始追求西洋式的富强之路。

    晚清，严复、梁启超等发现，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富强是躯体，文明是灵魂。史华慈在《寻求富强》一书中指出，严复当年追求的西方思想中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的气质”；另一个是“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政治的理想主义”。这后一部分，由自由、平等、民主和社会主义等词语来代表。

    这段话值得玩味。“浮士德精神”追求的是以富强为中心的第一个目标。所谓富强，又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器物的现代化，其次是国民精神的提升，第三是社会机器的合理化，即按照现代工具理性的原则，使市场和国家机器更合理、更有效率。以富强为核心诉求的变革，不具有特定价值，只是一种去伦理、去道德、反乌托邦的世俗性技术改革。

    与此相区别的是史华慈提到的第二种目标，它寻求的不仅是物质、技术意义上的富强，更重要的是特定的价值目标和乌托邦理想，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富强是世俗的诉求，而文明是内含伦理、道德的价值理想。富强与文明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同时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所追求的，它们彼此对立，又相互渗透，构成了内在的紧张关系。

    富强与文明，哪个更重要？在“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机面前，文明比起富强，显然可以缓一步进行，当务之急乃是尽快富国强兵，争得在世界上的生存地位。于是，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追寻强国梦进程中，富强压倒文明是中国的主旋律。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先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认定“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主义成为超越各种纷争的国家主导思想，而消费主义又是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两者上下合流，其背后共享的世俗目标，仍然是与价值、伦理与文明没有直接关联的富强。

    富强与文明是近代西方崛起的两大秘密，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有所侧重，首先追求“富强的崛起”。在具体路线上，国人几度摇摆，最初是英美，其后法兰西，随后苏俄，最后回到英美……至今争论不休，但在富强这一关节点，却前赴后继，纲举目张。

    富强这门课更是残酷的，学生先被老师拳打脚踢，之后一招一式模仿，经过苦练，终于到了可以向老师叫板、师生平起平坐的时刻。然而，假如像法国学者马丁·雅克预言的那样，到2050年真的实现了“东风压倒西风”，这究竟是中国的胜利，还是西方道路的胜利？

    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背后的时代精神是新教伦理，中国的高速发展，同样是基于时代精神，那便是后革命时代世俗化的物质主义。英国学者乔万尼·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强调中国的崛起是重视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而人力资本优势的背后，则是一种中国式的清教徒精神；致富的欲望加上吃苦的能力，成就了东亚的“勤劳革命”。

    不过，一个社会假如没有文明法则制衡，听凭“富强”在现代性的内部单向膨胀，往往会堕于腐败、冷酷与野蛮。任何一种可欲的现代性，应当既包含物质文明（富强），也内含精神文明（价值）。西方的现代化历史，同样是道德与生存、启蒙价值与国家理性内在冲突、相互斗争的过程。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出现过物质主义与国家理性携手，走向野蛮扩张的歧路。其间，那种失去宗教与道德价值约束的现代性，无异于一种反文明的文明。

    □摘自《中国，何以文明》，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