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穷二代”维权意识抬头
○沈泽玮
青年参考
（
2014年02月12日
02
版）
过去，农民工一般是在权益被侵犯之后才采取维权行动，但新一代农民工越来越主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延伸出来的维权意识的增强，都将影响城市政治和农村政治的演进和治理方式，同时逼迫当局对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与时俱进的方法。
“陇穷村，过去是我们这里最穷的一个村，没有土，都是石头，要不要去看看？”广西田东县瑶族乡训信村的青年李保存问道。
当然要去看看，我们一早就骑着摩托车从训信村出发，约一小时后终于抵达“九分石头一分地”的典型大石山村。由于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陇穷村全村人均耕地一度不足0.3亩，曾经是广西田东县最穷的瑶族村。据说，联合国调查组的成员曾称，这是“猴子都不长的土地，怎么能住人”。
不过，自2008年10月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下乡调研之后，一切就起了变化，陇穷村的生活逐渐与“穷”字越离越远。
鸟瞰全村，竹板茅草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两层高的砖瓦房，半山腰上的公用大水柜上写着“饮水思源，铭记党恩”的斗大字样。位于村口的“铭恩亭”记录的“党恩”包括，民房改造工程、通村水泥路工程、通讯网络工程建设、改善办学条件、种火龙果和栽竹子等，这些扶贫措施都让邻近村庄的村民羡煞不已。
很快，我们找到了李保存的朋友，34岁的广西瑶族人韦新设。他正在杀猪，身上沾了些许血迹的厨师围裙未脱就走过来打招呼。
韦新设曾经在东莞打过三年工，2009年入住太太位于陇穷村的老家。他向记者讲述村庄这几年的建设与变化，并邀我入屋参观。交谈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穷村如何脱贫的过程，而是察觉到“农民工二代”，又或“穷二代”的维权意识确实抬头了。他们的组织与动员能力很强，会自发性地带头号召集体改变生活现状，不愿像父辈那样听任命运摆布。
韦新设说，他一家住在山坡上，村内造路工程遗忘了山坡上的村民，每次收割玉米都必须靠人力搬运，一步步爬上石阶才能将玉米搬回家，辛苦又费时。于是，韦新设召集左邻右舍七户人家一起出钱开路。
“每户出2000元（人民币，418新元），我们凑合开了那条路，摩托车可以从下面开上来了，现在很方便了”，从住家二楼往下望，韦新设指着底下一条沙石弯路说道。他不满足于此，还计划再过两年又集合大伙儿的力量，一起把沙石路提升为水泥路，无须被动地等待官方施予恩惠。“这里每户都有人去广东打工，过两年又可以存到钱了，大家再出个两三千，铺水泥，我们自己可以把路做得更好，不靠别人。”
和韦新设一样，李保存与其他年轻村民也很有自己的主见与想法，也希望能为农村的发展尽一份力。有的建议，村里的大池塘应该改造成大广场；有的提出，农村学校的设施必须改善；有的说，要将通往村子的水泥路承包建好。有村民还不避忌地告诉记者：“你写贪官就可以了，他们是阻碍农村发展的根源。”
眼前的80后、90后“农民工二代”是敢怒敢言、积极维权的一代，他们身上有着与父辈不同的时代烙印，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信息化时代成长，教育与文化水平比父辈高，多年的城市打工经验让他们开拓视野、增广见闻，他们的权益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自然也比父辈更强烈。
回到农村，他们把在城里学会的部分生存之道运用在农村的生活中，与城市人一样计算劳力付出与回收的成本，不再像父辈那样毫无方向地做牛做马。呆在城里时，他们不满足于打一份工、领一份薪水的城市过客生活，哪怕最终归宿是农村，他们也希望可以拥有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
工人是如何抱团与老板摊牌要求加薪的？富士康工厂的“准军事管理”有多严格，工人如何应付？面对城市人的观念歧视和政策歧视，又或工厂保安的小刁难，他们如何应对？有经验的农民工心里都有答案。一位民工还回忆称，几个月前他号召工厂同事一起要求老板加薪，把一份工人签名的表格递给老板，“老板说，我知道你们想加工资，然后他就给了一些，没事啊”。
过去，农民工一般是在权益被侵犯之后才采取维权行动，但新一代农民工越来越主动，他们正好就是构成中国“世界工厂”的劳力大军。他们感叹自己是城市的“弱势边缘人”，但也清楚自己掌握哪些筹码，现在招工难，大部分同事又是同乡，凝聚力非常强，工人开口要，只要不过分，老板多少会答应。
据中国媒体报道，这群出生于八九十年代的新生代民工已组成一个拥有1亿多人口的庞大群体。
他们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拥有即“农”又“工”的双重特征。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延伸出来的维权意识的增强，都将影响城市政治和农村政治的演进和治理方式，同时逼迫当局对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与时俱进的方法。因为这个群体的行为，最终也将牵动城市与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过去，农民工一般是在权益被侵犯之后才采取维权行动，但新一代农民工越来越主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延伸出来的维权意识的增强，都将影响城市政治和农村政治的演进和治理方式，同时逼迫当局对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与时俱进的方法。
“陇穷村，过去是我们这里最穷的一个村，没有土，都是石头，要不要去看看？”广西田东县瑶族乡训信村的青年李保存问道。
当然要去看看，我们一早就骑着摩托车从训信村出发，约一小时后终于抵达“九分石头一分地”的典型大石山村。由于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陇穷村全村人均耕地一度不足0.3亩，曾经是广西田东县最穷的瑶族村。据说，联合国调查组的成员曾称，这是“猴子都不长的土地，怎么能住人”。
不过，自2008年10月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下乡调研之后，一切就起了变化，陇穷村的生活逐渐与“穷”字越离越远。
鸟瞰全村，竹板茅草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两层高的砖瓦房，半山腰上的公用大水柜上写着“饮水思源，铭记党恩”的斗大字样。位于村口的“铭恩亭”记录的“党恩”包括，民房改造工程、通村水泥路工程、通讯网络工程建设、改善办学条件、种火龙果和栽竹子等，这些扶贫措施都让邻近村庄的村民羡煞不已。
很快，我们找到了李保存的朋友，34岁的广西瑶族人韦新设。他正在杀猪，身上沾了些许血迹的厨师围裙未脱就走过来打招呼。
韦新设曾经在东莞打过三年工，2009年入住太太位于陇穷村的老家。他向记者讲述村庄这几年的建设与变化，并邀我入屋参观。交谈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穷村如何脱贫的过程，而是察觉到“农民工二代”，又或“穷二代”的维权意识确实抬头了。他们的组织与动员能力很强，会自发性地带头号召集体改变生活现状，不愿像父辈那样听任命运摆布。
韦新设说，他一家住在山坡上，村内造路工程遗忘了山坡上的村民，每次收割玉米都必须靠人力搬运，一步步爬上石阶才能将玉米搬回家，辛苦又费时。于是，韦新设召集左邻右舍七户人家一起出钱开路。
“每户出2000元（人民币，418新元），我们凑合开了那条路，摩托车可以从下面开上来了，现在很方便了”，从住家二楼往下望，韦新设指着底下一条沙石弯路说道。他不满足于此，还计划再过两年又集合大伙儿的力量，一起把沙石路提升为水泥路，无须被动地等待官方施予恩惠。“这里每户都有人去广东打工，过两年又可以存到钱了，大家再出个两三千，铺水泥，我们自己可以把路做得更好，不靠别人。”
和韦新设一样，李保存与其他年轻村民也很有自己的主见与想法，也希望能为农村的发展尽一份力。有的建议，村里的大池塘应该改造成大广场；有的提出，农村学校的设施必须改善；有的说，要将通往村子的水泥路承包建好。有村民还不避忌地告诉记者：“你写贪官就可以了，他们是阻碍农村发展的根源。”
眼前的80后、90后“农民工二代”是敢怒敢言、积极维权的一代，他们身上有着与父辈不同的时代烙印，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信息化时代成长，教育与文化水平比父辈高，多年的城市打工经验让他们开拓视野、增广见闻，他们的权益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自然也比父辈更强烈。
回到农村，他们把在城里学会的部分生存之道运用在农村的生活中，与城市人一样计算劳力付出与回收的成本，不再像父辈那样毫无方向地做牛做马。呆在城里时，他们不满足于打一份工、领一份薪水的城市过客生活，哪怕最终归宿是农村，他们也希望可以拥有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
工人是如何抱团与老板摊牌要求加薪的？富士康工厂的“准军事管理”有多严格，工人如何应付？面对城市人的观念歧视和政策歧视，又或工厂保安的小刁难，他们如何应对？有经验的农民工心里都有答案。一位民工还回忆称，几个月前他号召工厂同事一起要求老板加薪，把一份工人签名的表格递给老板，“老板说，我知道你们想加工资，然后他就给了一些，没事啊”。
过去，农民工一般是在权益被侵犯之后才采取维权行动，但新一代农民工越来越主动，他们正好就是构成中国“世界工厂”的劳力大军。他们感叹自己是城市的“弱势边缘人”，但也清楚自己掌握哪些筹码，现在招工难，大部分同事又是同乡，凝聚力非常强，工人开口要，只要不过分，老板多少会答应。
据中国媒体报道，这群出生于八九十年代的新生代民工已组成一个拥有1亿多人口的庞大群体。
他们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拥有即“农”又“工”的双重特征。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延伸出来的维权意识的增强，都将影响城市政治和农村政治的演进和治理方式，同时逼迫当局对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与时俱进的方法。因为这个群体的行为，最终也将牵动城市与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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