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转基因能否解决吃饭问题？

    选择结束生命、将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抛下时，安尼尔·施安德只有35岁，6万卢比（2006年约合1300美元）的债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2006年，在铺天盖地的广告影响下，他决定在自己的140亩土地上，尝试种植转基因棉花。加拿大《国家邮报》报道，昂贵的种子价格是普通种子的10倍，没什么积蓄的施安德，因此欠下了不少外债，但转基因棉花并不像传说中那么神奇。

    施安德并不是印度转基因作物大潮中惟一的失败者。近年来，每30分钟，就有一个印度农民自杀，其自杀率是普通人群的两倍。2011年，人权与全球正义中心发布报告，称出售昂贵的转基因种子给印度农民，是造成其日益显著的自杀危机的关键因素。英国《每日邮报》甚至用“转基因种族灭绝”这一耸人听闻的名词，来概括印度的农民自杀潮。

    据印度农业部门统计，在过去10年中，转基因棉花的种植范围，已蔓延全国1200万公顷棉花种植总面积的90%。旨在消除发展中国家饥饿的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称，转基因技术让印度棉花产量提高近40%，杀虫剂使用明显减少。

    事实上，在这个粮食安全岌岌可危的人口大国，产量更高的转基因作物难免被寄予厚望。作为惟一真正有潜力改变农民家庭财务状况的经济作物，“白金”棉花对转基因的接受度不可谓不高。

    2001年，印度政府大力推广转基因作物，以解决生产力低下、食物匮乏等严重问题。在棉花之后，西红柿、水稻、油菜、烟叶等多种转基因农作物也相继被印度引入。2007年，印度颁布国家生物技术发展战略，将包括转基因研究在内的生物技术列为朝阳产业，兴建大量研究机构，年资金投入达3亿美元。

    然而，与拥抱“基因革命”的非洲相比，印度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显得有些纠结。正如《印度时报》所说，自1996年第一株转基因作物在印度扎下根，转基因食品逐渐进入市场开始，争议便像飓风般席卷全国，直至今日。

    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医学协会、美国国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等权威机构，都在讲述同样的结论：吃转基因食物没有任何风险。另一方面，绿色和平组织、世界野生动物基因会、有机消费者协会、食品安全中心以及许多独立的科学家都在担心，未经充分调查的转基因食物对健康和环境有潜在风险。

    2010年4月，印度多个邦对转基因茄子说不，并禁止在管辖范围内进行转基因作物试验，直到全国对此达成统一意见。2013年7月，印度最高法院委托的专家委员会呼吁暂停转基因作物大田试验，但政府表示反对。

    迄今为止，印度政府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仍不明朗，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转基因作物到底能否解决印度的粮食危机。

    倡导农业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印度科学家瓦利亚娃告诉《华尔街日报》，印度有足够多的粮食，是正常所需库存的2.5倍，但仍有两亿印度人挨饿，1/3的印度儿童营养不良。

    面对成堆腐烂的粮食和挨饿的民众，贫富差距、浪费和公共分配系统的漏洞，才是粮食不安全的真正原因，转基因作物并非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

    巴拉圭 近65%的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但饥饿率从2004~2006年间的12.6%上升到2010~2012年间的25.5%。 

    南非 非洲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2010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6300万公顷。1998年至2006年，南非农业收入增加了1.56亿美元。 

    巴西 重视生物技术研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3030万公顷，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占3/4以上，增长率世界第一。 

    阿根廷 全球最早应用转基因技术的国家之一，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位列前茅，以玉米、大豆为主。 

    泰国 禁止引进任何商业用途的转基因生物品种，用于实验室或小范围研究的转基因作物种子不在此列。 

    日本 对转基因作物严格管理、慎重对待，绝大多数日本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持否定态度。日本还禁止进口美国的转基因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