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尔·柯鲁克：从观察中国到融入中国

    加拿大学者伊莎贝尔·柯鲁克在中国度过了98载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她的身份在社会学家、“革命同志”与教师间变换，由中国社会的旁观者转化为它的一分子。

    加拿大人伊莎贝尔·柯鲁克是教育家，是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人，她的许多学生活跃在中国外交和英语教学领域。从一个青春洋溢的少女到白发苍苍的耄耋老者，伊莎贝尔亲历了中国20世纪的风云变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

    这段文字出自《新华每日电讯》2012年的一则报道。和她的同胞白求恩相比，伊莎贝尔在中国公众中的知名度不算很高，但她对中国的感情丝毫不逊于前者。2013年岁末，随着伊莎贝尔的专著《兴隆场的困境》英文版再版发行，这名扎根东方，注定将终老于中国的加拿大女性，以一位隐姓埋名多年的社会学家的面貌，出现在西方媒体视野中。

    乡土生活的外来记录者

    1940年到1941年，有位皮肤白皙、身材苗条的外国女性，频频在四川省兴隆场（兴隆场建于清代，1926年设兴隆镇）走街串巷。她身着朴素的蓝外套，脚蹬草鞋。更显得入乡随俗的是，她手中始终握着一根木棒，作为护身武器，以防被乡下人驯养的狗咬伤。

    这位女性就是时年25岁的伊莎贝尔。生于成都的她，双亲都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消息，1940年10月，受中华基督教联合会委派，伊莎贝尔来到兴隆乡（现大兴镇），挨家挨户走访了1497户人家，藉此收集到大量有关乡民生活的素材──他们往往家徒四壁，穷到连烧水壶都买不起；有些民居中，不时飘散出一缕鸦片烟。 

    伊莎贝尔在兴隆场进行社会调查期间的所见所闻，后来成为《兴隆场的困境：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的身份、改革和抵抗》一书的创作基础。作为社会人类学历史上第一部由西方女性完成的、逐户采访式的社区调查记录，它犹如一幅中国20世纪中叶乡村生活的全景画，呈现了大量鲜活的细节——

    一对多年不见的老友在杂货铺外偶然相遇，其中一个是从璧山赶来购货的，另一个是在集市上卖农产品的本地农民。璧山人请对方喝壶酒庆祝久别重逢。他们一杯接一杯，越喝越高兴，酒酣耳热之际先是互相开玩笑，后来不知为什么事发生了争吵，竟然拳脚相加，璧山人被打倒在地，衣服挂在桌角上撕了个大口子。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比较严重了，于是安排双方“讲理”，裁定由那个本地农民付给对方缝补衣裳的钱。这场架打了约莫1个小时。

    夜里8点，27号房的卫书尧和母亲争吵起来……傍晚7点钟左右，他去武庙赌博，在一旁转悠的七弟看得手痒，跟哥哥借钱没有得逞，便赶回家向母亲告状。后者亲自跑到武庙去跟卫书尧要钱，娘儿俩于是大吵起来。回到家里，战斗继续进行。卫母大哭大闹，威胁要去上吊，说这样就能见到死去的丈夫，跟他“说道说道这个不孝的儿子”。卫书尧则扬言离家出走，把他们全甩下不管。娘儿俩整整吵了两小时，直到双方都筋疲力尽为止。

    类似的市井琐事看似平凡，却令国外社会学研究者如获至宝。用他们的话说，伊莎贝尔讲述的故事十分精彩，就像一束照亮往事的光，令现代人得以窥见一个已消逝的世界。

    从同情到参与中国革命

    伊莎贝尔笔下的乡村社会活灵活现，至于她自己“情定”中国的过程，同样颇具故事性。

    考察兴隆乡前后，她首次与英国共产党成员戴维·柯鲁克相遇。伊莎贝尔晚年曾提到，年轻时的她曾是和平主义者，崇拜甘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而戴维在她的思想转变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一次，他向她发问：如果得了重病，你是愿意接受激烈迅速的手术来治愈它，还是推迟手术、继续忍受病痛？“因为我住在农村，知道农民们怎么生活，所以我说我要选择手术，尽管我知道那里面会有暴力，因此……我对共产主义充满同情。”

    1942年夏，两人在伦敦结为伉俪。时值欧洲烽火连天，戴维决定投身反法西斯战争，很快被召入英国皇家空军任情报员。伊莎贝尔也参加了加拿大妇女军团，成为护士。

    这种分居两地的生活并未持续太久。二战结束不久，柯鲁克夫妇先后进入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研究中国问题。重读斯诺名著《红星照耀中国》时，夫妻俩达成了共识：斯诺写的已是10年前的事情，如今的中国又发生了什么？应该亲眼去看看。再度前往亚洲前，两人还与《时代》杂志和路透社签约，专门撰写关于中国的报道。

    柯鲁克夫妇的中国之行始于1947年夏。他们首先来到香港，由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安排，经上海抵达天津，与设在那里的联合国救济与建设总署中的中共代表建立联系。几经辗转，两人于同年11月在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村落脚，马不停蹄地展开社会调查。

    彼时，恰逢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老解放区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其中一支工作队由该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组成，共12人。他们于1948年2月下旬进驻十里店村，就土改工作展开复查，与柯鲁克夫妇巧遇。伊莎贝尔回忆称，她为此深感庆幸，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英语流畅”，在柯鲁克夫妇与中国农民建立互信的过程中帮了大忙。

    一张老照片显示，柯鲁克夫妇和工作队中的其他人一样，穿着粗糙的土布制服。“早上6到8点是政治学习，之后走街串巷，到农户家里采访，了解这个村庄的历史和土改情况……当地农民不喜欢坐在桌前吃饭，他们端着盛满饭菜的碗，到街上和邻居们边吃边聊。这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接近他们，和他们谈话的好机会，而且，这种环境很让人放松。”

    夜幕落下，喧嚣的人群散去，唯有柯鲁克夫妇的小屋透出灯光，传出噼啪作响的打字机声。1959年，伊莎贝尔与丈夫合作撰写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在英国伦敦付梓。内容更翔实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迟至1979年才在纽约问世。

    投身教育 从此长居异乡

    结束在十里店的调查，夫妻俩还没有拟定下一个目的地，中共华北局便捎信过来，称希望他们到石家庄外语训练班（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帮忙，那里急需英语教师。干过情报工作的戴维很有语言天赋，伊莎贝尔也在华工作多年，简直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柯鲁克夫妇来到外语训练班，被那里简陋的物质条件震动。得知学校最缺的就是标准化的教材，他们立刻投入相关工作。很快，柯鲁克参与编辑的汉英词典得到了认可。

    在此过程中，伊莎贝尔和丈夫决定长期留在中国，“这一留就留了将近70年”。

    夫妻俩对中国外语教学事业的态度，从人民教育出版社外语室原主任唐钧的一席话中可知一二：“……文革后，我们请柯鲁克先生审订教材，他还是有求必应。对这些‘额外’的工作，他从未接受过任何报酬。1978年教材会议期间，我们曾请他审订过一本教材。我听说柯鲁克先生喜欢喝威士忌酒，便买了一瓶，托同事送给他。他拿到酒后非常高兴，道，‘唐钧怎么知道我喜欢喝威士忌的？’那位同事补了句，‘他还感谢你帮他们修改教材呢。’柯鲁克先生一听这话，马上退了这瓶酒，死活不肯收了。”

    “文革”时遭遇隔离审查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政治运动成为中国社会的头等大事。身为少数在华工作、生活的欧美人，伊莎贝尔亲眼目睹的事实，在她自己心中依然是弥足珍贵的。

    1964年，“农业学大寨”的口号红遍中国，伊莎贝尔也去大寨考察了两次。不过在她看来，学大寨的浪潮中，全国有的地方表现好，有的地方学得差。以璧山县大兴镇为例，当地干部群众起先还懂得“因地制宜”，但后来，地方政府愈发追求形式，生搬硬套，甚至要求垒坝前必须将石头凿成正方形，以求美观，结果浪费劳动力，也未达到预期效果。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则令伊莎贝尔和丈夫意识到，自身已非单纯的局外旁观者——由于被指控有“间谍嫌疑”，戴维在北京秦城监狱被关押5年，她自己也在学校里被隔离审查了3年。这一回，是中国人掀起的政治风暴，令这对夫妻饱尝分离之苦。

    二人并不认为中国人应该为“文革”时的暴行负责。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戴维在自传中写道：“我于1973年获释。老朋友和新朋友都来问我，‘中国人’如此对待我，我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我的回答是，这样对待我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敌视中国的人。”

    伊莎贝尔也表示，她“珍惜”见证中国这段重要历史的机会，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财富。“我很高兴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能够亲身经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如果我当时选择留在加拿大，我就无法经历这一切。”

    花甲之年方得回归本行

    政治风暴平息后，伊莎贝尔得以把精力重新倾注到社会学研究上。她取回了在“文革”期间被抄走的个人资料，包括当年在兴隆场留下的调查笔记。当时已届花甲之年的她，终于有时间将这些在一只大铁箱中沉睡许久的素材整编，是为《兴隆场的困境》一书的雏形。

    接受《华尔街日报》电话采访时，刚过98岁生日的伊莎贝尔对在四川乡间的见闻如数家珍，仿佛一切只是发生在昨天。她提到，在“袍哥”势力极盛的当地，“绝大多数人都穷，但大家很‘抱团’”。村民们普遍抵触当局的税收和征兵政策，但还是接纳了这个挨家挨户敲门的外国女人。她略带幽默地说：“我穿得和他们一样，说的也是汉语，就是有点口音。”不过，考虑到旁边一位来自上海的同事说话同样带着奇怪的腔调，两人受到的待遇其实无甚不同。  

    上世纪80到90年代，伊莎贝尔曾故地重游，陆续回访了当年打过交道的一千多户中国家庭。她的二儿子迈克尔表示，伊莎贝尔原本打算完成另一本（基于第二次访问兴隆场的经历的）著作。“不过，母亲已经98岁了。我认为她不会再次动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