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工业革命给普罗大众以自由
作者 [英] 阿曼达·维克瑞 译者 陈荣生
《
青年参考
》（
2014年01月15日
33
版）
 |
《自由的佛晓：工业革命之人民史》（Liberty's Daw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耶鲁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 |
工业革命早期，劳工的糟糕处境的确难以令现代人接受。不过，从19世纪英国工人的自述可以看出，相比传统农业社会，工业化还是为普通人带来了机遇和财富。
暗无天日的工厂与无产阶级的绝望，麦浪起伏的田野和无忧无虑的乡间生活——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世纪前后的英国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造成这一切的是工业革命。
彼时，恩格斯通过观察曼彻斯特工人的生活状况，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展示了工业社会的快速膨胀与随之而来的物质和精神损失。这个关于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寓言，被日后的左派史学家们传诵。创造“工业革命”一词的阿诺德·汤因比，同样把它看作“灾难性的可怕事件”，称其“通过弱化大多数人，让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乐观派并不回避这方面的争论。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普遍认为，工业化将一代人从贫困的农村解放出来。而在经济史学界，约翰·克拉彭等利用统计学，证明工人工资有“显著增长”。围绕工业革命功过的激辩分化了战后的历史专业，相关话题在学术刊物上活跃至今。
倾听19世纪工人的心声
东英吉利大学教授艾玛·格里芬的新书《自由的拂晓》，就劳动者和工业革命的关系再度进行了探讨。该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基于350篇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自传写成的——作者都是劳动人民。无疑，她面对的挑战是很巨大的，就像“用一根线穿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试图证明，普通人究竟喜欢更健康、更简单、不那么紧张的生活，还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烟雾和蒸汽？最主要的困难在于，写自传者都不愿意讲述现代人期望听到的故事。”
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是无法否认的。对噪音、毒气以及紧张工作节奏的抱怨，在格里芬收集的回忆录中比比皆是，在那些维权积极分子笔下更是如此。不过，相比在乡下度过的、饥寒交迫的童年，“作者们倾向于以更加正面的态度回忆自己在矿井、棉纺厂或铸造厂的成年岁月”；这段日子的特点是：就业相对正常、肚子吃得更饱、不用当学徒也可以容易地找到技术工作、充满活力的劳动力市场；因此，工人们多少能有点独立于老板的傲气。
格里芬从不否认19世纪城市平民的贫穷和痛苦，然而，对前工业化时代农村生活的苛刻评价，让她有别于众多左派学者。少得可怜的收入、就业机会的缺乏、同样严酷的剥削，是当时英格兰农村地区的特征。因此，在50位离开土地的男性自传者中，只有3位返回故乡。他们的叙述逐渐让格里芬确信，工业革命时代，劳工的前景远比之前任何时候光明得多。
女性也有了更多选择
同一时期，女工的权益同样值得关注，但更难以精确衡量，因为19世纪的女性往往是没有话语权的。她们的识字率远低于男性，被限制使用纸墨，从本质上被认为不那么重要。就《自由的佛晓》来说，格里芬收录的女性自传只有十几篇，而她原以为可以找到很多。
因此，作者不得不从父、子、兄弟的各种叙述中重现女性的遭遇。在当时的英国，八成女性的就业集中在5大领域：家政、农业、纺织业、刺绣业和零售业。只有在工厂规模飞速扩大的兰开夏郡和约克郡，未婚妇女才能拥有进厂打工的机会；而且，大多数人在当母亲后便离开了工厂，只有在突如其来的危机之下（如守寡等）才会重返有偿劳动大军。
格里芬通过将自传与其他资料进行交叉对比获益。人口普查数据以及维多利亚时代中晚期的口述历史揭示了一个事实：随着城镇工业化水平持续提高，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开始兼职。自传者们提到了大量有一两个孩子的年轻母亲外出工作的例子，子女们则被寄养在亲戚家。简而言之，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拓宽了年轻妇女的选择余地。
田园牧歌只是个神话
格里芬也不属于过分乐观的那类学者。《自由的佛晓》中的许多自传者不约而同地提及“暗淡的童年”，他们最早做临工的年龄为4岁，平均年龄为10岁，当学徒则从12岁开始。这些并非什么新鲜的发现。然而，工业生产的确为半大孩子们提供了额外收入，并依靠成熟的工头制度对其加以管理。父母们也不是无情的，很多人一旦怀疑孩子受到“残酷折磨”，就立即把后者叫回家。但无论如何，在富裕的雇主和贫困的家长眼里，童工是寻常的现象。
格里芬的创作基调是谨慎的，她很清楚自己的资料存在局限性。多数自传出自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即“自学成才者、政治坚定者和宗教觉醒者”，这些人成为各自故事中的英雄，不足为怪。相反，历史上的失败者往往是沉默的，他们的故事也难以流传后世。不过，先人们的经历确实证实了一点，即：视野的扩大成为他们那一代的特征。事实上，工人们从未因乡村黄金时代的丧钟响起或失去一种更淳朴的生活方式感到惋惜。乡村小屋门前盛开的玫瑰，无法补偿长期失业、选择权缺失、卑躬屈膝的服从、物资短缺和饥饿导致的苦痛。“就个体而言，自传者们都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孙辈永远不会重复他们经历过的生活。”
诚然，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妇女受益有限，儿童付出很大，从劳工权益上讲，工业革命是不值得大肆庆祝的。格里芬也承认，自由市场经济中，值得挑剔之处不少。“然而，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工业化有种非凡的力量，它能够把食物放到餐桌上。”
由此看来，将对田园牧歌的怀旧情结留在小说中，也许才是最合适的吧。
英国《卫报》
工业革命早期，劳工的糟糕处境的确难以令现代人接受。不过，从19世纪英国工人的自述可以看出，相比传统农业社会，工业化还是为普通人带来了机遇和财富。
暗无天日的工厂与无产阶级的绝望，麦浪起伏的田野和无忧无虑的乡间生活——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世纪前后的英国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造成这一切的是工业革命。
彼时，恩格斯通过观察曼彻斯特工人的生活状况，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展示了工业社会的快速膨胀与随之而来的物质和精神损失。这个关于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寓言，被日后的左派史学家们传诵。创造“工业革命”一词的阿诺德·汤因比，同样把它看作“灾难性的可怕事件”，称其“通过弱化大多数人，让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乐观派并不回避这方面的争论。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普遍认为，工业化将一代人从贫困的农村解放出来。而在经济史学界，约翰·克拉彭等利用统计学，证明工人工资有“显著增长”。围绕工业革命功过的激辩分化了战后的历史专业，相关话题在学术刊物上活跃至今。
倾听19世纪工人的心声
东英吉利大学教授艾玛·格里芬的新书《自由的拂晓》，就劳动者和工业革命的关系再度进行了探讨。该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基于350篇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自传写成的——作者都是劳动人民。无疑，她面对的挑战是很巨大的，就像“用一根线穿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试图证明，普通人究竟喜欢更健康、更简单、不那么紧张的生活，还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烟雾和蒸汽？最主要的困难在于，写自传者都不愿意讲述现代人期望听到的故事。”
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是无法否认的。对噪音、毒气以及紧张工作节奏的抱怨，在格里芬收集的回忆录中比比皆是，在那些维权积极分子笔下更是如此。不过，相比在乡下度过的、饥寒交迫的童年，“作者们倾向于以更加正面的态度回忆自己在矿井、棉纺厂或铸造厂的成年岁月”；这段日子的特点是：就业相对正常、肚子吃得更饱、不用当学徒也可以容易地找到技术工作、充满活力的劳动力市场；因此，工人们多少能有点独立于老板的傲气。
格里芬从不否认19世纪城市平民的贫穷和痛苦，然而，对前工业化时代农村生活的苛刻评价，让她有别于众多左派学者。少得可怜的收入、就业机会的缺乏、同样严酷的剥削，是当时英格兰农村地区的特征。因此，在50位离开土地的男性自传者中，只有3位返回故乡。他们的叙述逐渐让格里芬确信，工业革命时代，劳工的前景远比之前任何时候光明得多。
女性也有了更多选择
同一时期，女工的权益同样值得关注，但更难以精确衡量，因为19世纪的女性往往是没有话语权的。她们的识字率远低于男性，被限制使用纸墨，从本质上被认为不那么重要。就《自由的佛晓》来说，格里芬收录的女性自传只有十几篇，而她原以为可以找到很多。
因此，作者不得不从父、子、兄弟的各种叙述中重现女性的遭遇。在当时的英国，八成女性的就业集中在5大领域：家政、农业、纺织业、刺绣业和零售业。只有在工厂规模飞速扩大的兰开夏郡和约克郡，未婚妇女才能拥有进厂打工的机会；而且，大多数人在当母亲后便离开了工厂，只有在突如其来的危机之下（如守寡等）才会重返有偿劳动大军。
格里芬通过将自传与其他资料进行交叉对比获益。人口普查数据以及维多利亚时代中晚期的口述历史揭示了一个事实：随着城镇工业化水平持续提高，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开始兼职。自传者们提到了大量有一两个孩子的年轻母亲外出工作的例子，子女们则被寄养在亲戚家。简而言之，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拓宽了年轻妇女的选择余地。
田园牧歌只是个神话
格里芬也不属于过分乐观的那类学者。《自由的佛晓》中的许多自传者不约而同地提及“暗淡的童年”，他们最早做临工的年龄为4岁，平均年龄为10岁，当学徒则从12岁开始。这些并非什么新鲜的发现。然而，工业生产的确为半大孩子们提供了额外收入，并依靠成熟的工头制度对其加以管理。父母们也不是无情的，很多人一旦怀疑孩子受到“残酷折磨”，就立即把后者叫回家。但无论如何，在富裕的雇主和贫困的家长眼里，童工是寻常的现象。
格里芬的创作基调是谨慎的，她很清楚自己的资料存在局限性。多数自传出自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即“自学成才者、政治坚定者和宗教觉醒者”，这些人成为各自故事中的英雄，不足为怪。相反，历史上的失败者往往是沉默的，他们的故事也难以流传后世。不过，先人们的经历确实证实了一点，即：视野的扩大成为他们那一代的特征。事实上，工人们从未因乡村黄金时代的丧钟响起或失去一种更淳朴的生活方式感到惋惜。乡村小屋门前盛开的玫瑰，无法补偿长期失业、选择权缺失、卑躬屈膝的服从、物资短缺和饥饿导致的苦痛。“就个体而言，自传者们都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孙辈永远不会重复他们经历过的生活。”
诚然，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妇女受益有限，儿童付出很大，从劳工权益上讲，工业革命是不值得大肆庆祝的。格里芬也承认，自由市场经济中，值得挑剔之处不少。“然而，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工业化有种非凡的力量，它能够把食物放到餐桌上。”
由此看来，将对田园牧歌的怀旧情结留在小说中，也许才是最合适的吧。
英国《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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