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陷囹圄，方知司法体系真相

    十年前，我开始在波士顿洛克斯布里社区任助理检察官。我见证了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成为保护社会免受危险的重要制度。我起诉的人中，有人用手电筒残忍伤害妻子，也有人在夜总会性侵女服务员。我坚信司法体系是良善的。

    但回顾这些案件，我发现自己起诉的人中，大部分都是有色人种。 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于白人来说则是合法的。在街上骑轻型摩托车、从邻居院子里穿行、举办一个喧闹的聚会、打架、吸食大麻……对于在郊区长大的白人来说，这些恶作剧只不过会招来两句责骂而已。但我办公室里却堆满了这类行为的逮捕记录和缓刑条款。

    我经常想，司法系统是否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去年，我故意在纽约市犯案被捕，确实有所发现。

    2012年4月29日，我穿上西装，打好领带，来到布鲁克林的布朗斯维尔街区。这个地方是警察拦截搜身的重要区域：4年内警察拦下1.4万名路人进行了5.2万次搜身。我想这么高的比例使我被警察抓住的几率很大。但我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困难：作为一个西装笔挺的白人，警察从来没有对我有所怀疑或者把我拦下来问话。我得做点什么引起他们的注意。

    那天，我手拿一块海报大小的涂鸦板和两罐喷漆，在街上走来走去。根据《纽约州刑法》，携带涂鸦工具属于二级轻罪。称职的警察一定会把我拦下来询问。

    当我路过洛克威大道地铁站附近的一家酒铺时，一个年轻的黑人男子突然朝我大喊：“滚出布朗斯维尔！”他大概是从肤色和穿着判断，我不属于这个地方。三个警察听到喊声后从楼梯上跑下来，停在了我的面前。 

    我安静地站着，不知道他们是否会逮捕我或者写传票。警察们教训了我两句，就把目标转向了那位年轻黑人。尽管我明显违法，警察还是去追捕他了。 

    我走到市政厅东门，用红色喷漆在门柱上写道“纽约警察别碰我”。头顶有监控，一名警察就在离我20英尺远的工作亭里。我慢慢靠近他，在离他不到10英尺的地方继续写。我看到他正在盯着监视器。

    一名巡警看到了我，立即踩住刹车，在我身边停了下来。我回过头去跟他对视，然后又把头转了回来。我在等他从车里跳出来逮捕我。但他却加足油门扬长而去，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那里。

    第二天我一觉醒来，福克斯新闻频道正在报道有人肆意破坏市政厅。我马上回到市政厅，门上的字已经被清洗干净。我将证件和一封信交给警卫，信中坦诚这些都是我做的。几名警察在大门附近轻声讲话。我期待作为目击者的他们能认出我，然后核实监控录像，将我逮捕。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门卫很客气地将证件还给我，说我没有预约，可以离开了。

    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写在博客上，把我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还贴上了照片。之后，我每天都去警卫处出示我的证件和书信。警卫从未怀疑这位西装笔挺的年轻人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犯罪嫌疑人。他们再次将证件还给我，放我走了。

    2012年5月4日，我到曼哈顿刑事法院自首。 警察将我带到拘留所。接下来的24小时里，我看到男男女女出去又进来，很多人身上带着伤痕和淤青。我问他们为什么会受伤，他们说被警察打的。一个小伙子晃着断了的手腕，另一个掀起衬衣露出三处电击灼伤。还有一位脱下帽子指了指头上的肿块。

    稍晚一点的时候，一名老人紧紧贴在铁栅栏上叫喊：“狱警，我有糖尿病，我需要降糖药。”

    没人理他。

    “狱警，拜托了。”他恳求另一个路过的戴薄框眼镜的狱警。“狱警，我有糖尿病，我需要降……”

    “先生，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狱警打断了他，脚步没有停止。

    一段时间后，门开了，狱警又带了3个人进来。共有18个人脚对脚地坐在或躺在长椅和地板上。

    “先生，你认为应该这样对待他人吗？把所有人都堆在这里，通宵空着别的房间？”我指着大厅对面空着的监狱，生气地说。

    “22年来我都是这么做的，”狱警回答说，“所以，对，我就这么做。”

    两个月后，曼哈顿刑事法院，我被控9项刑事罪名，法官判决我交付1000美元罚款，300美元的附加费，社区服务30天，如有特殊情况允许警察和缓刑官随时进入我的住所搜查，无须搜查令。警察给我们分发缓刑期注意手册，说我们不可以离开纽约旅游或工作。“等等，什么？”我脱口而出，“即使是非暴力轻罪也是这样吗？”“是的，每个人。你必须得到许可。”

    我径直走到我的假释官前，请求她允许我去马萨诸塞州和家人过圣诞节。她拒绝了。我曾在好几个州的缓刑部门工作过，我知道经常与家人接触可以减少累犯。但我的假释官就是不肯让我回家过复活节和生日。 

    我讲这些不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是因为这就是我未曾发现的司法体系的另一面。 被判刑后，我要去法院对面录入指纹信息。我注意到法院外墙上刻着托马斯·杰斐逊的一段话：“要实行人人平等和真正的公平，不论其宗教或政治上的地位或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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