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诉法大修，“修法”更要“执法”

    于行诉法而言，“修法”更要“执法”。之前，我国虽有行政诉讼法，但“民告官”还是存在诸多难题，固然有法律本身存在漏洞的原因，其实也有执法不严的问题。

    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12月23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这是自1989年通过后，这部“民告官”法首次修改。总共51条的修正案草案，表明立法机关决定对这部法律进行大幅度修改，着力解决行政诉讼中“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问题。（12月24日《新京报》）

    一直以来，“民告官”是一大难题。因其存在“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一系列的问题，导致许多百姓“不会告、不愿告、不敢告”。看起来是和睦了，但背后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播种了一颗不和谐的种子。“民告官”难不难，本来不应看身份、看背景、看权力，而应看法律、看制度、看公平。可在现实中，一旦“民告官”牵涉到强拆、环保等敏感话题，或者牵涉到与地方GDP相干的事务，“民告官”要想立案，的确很难，而要想让公平照进现实，更是难上加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行政诉讼法大修，其实是顺应民意之举。而此次的修正案草案中，也不乏亮点，如政府不执行判决可拘留官员，赋予了法律刚性，或可纾解“执行难”的尴尬；如法院可认定“红头文件”是否违法，这是针对“审理难”进行的修正。这意味着，红头文件不再是“挡箭牌”，一切须以法律为准绳；如“征地拆迁侵权纳入行政诉讼”、“法院不立案可向上级法院起诉”，指向无疑是“立案难”。因为现实中征地拆迁立案的案例很少，如今的修正就是在补全公民权利。如公民可口头起诉，让制度安排变得更加人性化；再如试点法院异地管辖，其实也是在试图排除“钱权干扰”，保持“审判独立”。

    从这可以看出，这次行诉法的大修，在法律上很有针对性，都是对现实漏洞的一种补全。其实，自行诉法出台二十多年来，这是第一次大修，也彰显了法治进步。不过，行诉法大修，“民告官”能否变得容易、能否提高胜诉率？这是公众最为关注的焦点，也是行诉法修正案的本义。不过，任何法律规定，都应“不看广告看疗效”。

    一方面，我们自古以来就有“民不与官斗”的意识，当法律的刚性树立起来，一些地方政府、地方官员的思维惯性，能否一时扭转过来？仍是存疑的。据公开数据显示，从1990年行政诉讼法实施至2012年，全国法院受理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有191万余件，平均每年8万多件，即便数量并不多了，但据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披露，我国“民告官”案件的原告胜诉率不到10%。这样的尴尬现实下，一纸法律规定，就能让“民告官”雄起、公平重振雄风么？毕竟，修法比较容易，但要修正这背后根深蒂固的社会意识，仍有一定难度。

    另一方面，于行诉法而言，“修法”更要“执法”。之前，我国虽有行政诉讼法，但“民告官”还是存在诸多难题，固然有法律本身存在漏洞的原因，其实也有执法不严的问题。毕竟，地方法院的审判，很多情况下并不独立。不过如今，这种状况或可改观，因为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多次提及审判独立。据媒体统计，在10月份，最高法相关领导至少5次提及“审判独立”。事实上，要确保“执法”效果就要确保法院“审判独立”，如此，民告官审判难才不至于是无解难题，而法治公平，也才能走进“春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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