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间突袭”政策会伤害政府公信力
郭文婧
青年参考
(
2013年12月18日
03
版)
公共政策不应采用“夜间突袭”的方式,应该切实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将尊重民意落到实处。即使公共政策开放讨论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政府也必须权衡一项决策的暂时成本与公共政策长期成本的利害。
12月15日晚,天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013年12月16日零时起在全市实行小客车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增量指标必须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并将自2014年3月1日起按车辆尾号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限行尾号与北京一致。(12月16日《中国新闻网》)
政府部门采取“夜间突袭”的方式发布机动车限购的重要措施,几乎不给市民任何缓冲期。政府的考虑,可能是为了防止市民抢购、集中上牌,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和公平,也影响政策实施效果。这种担忧表面上看似有些道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夜间突袭”式的政令发布,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民众的意见表达,将给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造成长期难以弥合的伤害,得不偿失。
在现代政治文明的语境下,公共政策涉及公共利益,因此特别强调决策的科学性和政策的可接受性,而要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政策可接受性,就需要程序规范来做重要保障。一般来说,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遵循四个步骤:一是政策目标的确定,特别强调通过民主参与实现公众对政策目标的认同;二是备选方案的设计,包括实践主体、行动的方法、手段、时空环境等;三是在对方案价值、方案可行性、方案效果、方案风险等进行论证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备选方案的筛选;四是通过一定的集体决策形式完成政策方案的最终抉择与合法化。
无论如何,尊重民意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要义,民意征集是公共政策不可分割的环节。2011年3月,《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多达94.5%的人表示,应把民意调查纳入公共政策制定程序。在城市的发展中,如何“控量、防堵、治霾”,各地惯用的“限号限行”,一直被质疑有“懒政”嫌疑,甚至令很多人担忧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很可能将城市公共道路资源变成高收入者和公车的特区。各地具体实行的“限号限行”方案,实际上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并不时有民间建议提出。在是否必须“限号限行”都还没有共识的基础上,又采取“夜间突袭”的方式实施,就更加不妥了。
2012年7月18日的《人民日报》曾刊登《理性引导公民公共精神》一文,一方面强调“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是一种公民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资本,能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而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为公共精神的成长提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则痛批了“不少人认为,政治是国家的事,老百姓参不参与没有多大关系”的现象。无论天津“夜间突袭”的初衷如何良善,也无论它真正实行后会取得怎样的实效,这都是一种迷信“单边行动”的陈旧决策模式,说轻点是不尊重民意,说重点是剥夺了公众的参与权。
面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夜间突袭”,尽管大多数民众会无奈接受,少数“用脚投票”的民众也会在“严格执法”之下低头,但这并不表明“夜间突袭”的模式很好。每一次夜间突袭,就会给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一次伤害,就会让公众的积极参与意识淡化一份,久而久之,政府所有政策的成本都会在无形中加大。那个时候,即使政府躬身“问政于民”,民众也不一定愿意回答政府之问,甚至会对制度内的公共政策无动于衷,溢出常轨的民意一旦在“沉默中爆发”,就将变成极端事件、难以应对。
因此,公共政策不应采用“夜间突袭”的方式,应该切实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将尊重民意落到实处。即使公共政策开放讨论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政府也必须权衡一项决策的暂时成本与公共政策长期成本的利害。实际上,如何推动那些暂时难以获得大多数民意支持却又不得不施行的公共政策,正是对执政能力的考验。
公共政策不应采用“夜间突袭”的方式,应该切实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将尊重民意落到实处。即使公共政策开放讨论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政府也必须权衡一项决策的暂时成本与公共政策长期成本的利害。
12月15日晚,天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013年12月16日零时起在全市实行小客车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增量指标必须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并将自2014年3月1日起按车辆尾号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限行尾号与北京一致。(12月16日《中国新闻网》)
政府部门采取“夜间突袭”的方式发布机动车限购的重要措施,几乎不给市民任何缓冲期。政府的考虑,可能是为了防止市民抢购、集中上牌,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和公平,也影响政策实施效果。这种担忧表面上看似有些道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夜间突袭”式的政令发布,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民众的意见表达,将给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造成长期难以弥合的伤害,得不偿失。
在现代政治文明的语境下,公共政策涉及公共利益,因此特别强调决策的科学性和政策的可接受性,而要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政策可接受性,就需要程序规范来做重要保障。一般来说,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遵循四个步骤:一是政策目标的确定,特别强调通过民主参与实现公众对政策目标的认同;二是备选方案的设计,包括实践主体、行动的方法、手段、时空环境等;三是在对方案价值、方案可行性、方案效果、方案风险等进行论证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备选方案的筛选;四是通过一定的集体决策形式完成政策方案的最终抉择与合法化。
无论如何,尊重民意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要义,民意征集是公共政策不可分割的环节。2011年3月,《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多达94.5%的人表示,应把民意调查纳入公共政策制定程序。在城市的发展中,如何“控量、防堵、治霾”,各地惯用的“限号限行”,一直被质疑有“懒政”嫌疑,甚至令很多人担忧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很可能将城市公共道路资源变成高收入者和公车的特区。各地具体实行的“限号限行”方案,实际上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并不时有民间建议提出。在是否必须“限号限行”都还没有共识的基础上,又采取“夜间突袭”的方式实施,就更加不妥了。
2012年7月18日的《人民日报》曾刊登《理性引导公民公共精神》一文,一方面强调“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是一种公民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资本,能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而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为公共精神的成长提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则痛批了“不少人认为,政治是国家的事,老百姓参不参与没有多大关系”的现象。无论天津“夜间突袭”的初衷如何良善,也无论它真正实行后会取得怎样的实效,这都是一种迷信“单边行动”的陈旧决策模式,说轻点是不尊重民意,说重点是剥夺了公众的参与权。
面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夜间突袭”,尽管大多数民众会无奈接受,少数“用脚投票”的民众也会在“严格执法”之下低头,但这并不表明“夜间突袭”的模式很好。每一次夜间突袭,就会给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一次伤害,就会让公众的积极参与意识淡化一份,久而久之,政府所有政策的成本都会在无形中加大。那个时候,即使政府躬身“问政于民”,民众也不一定愿意回答政府之问,甚至会对制度内的公共政策无动于衷,溢出常轨的民意一旦在“沉默中爆发”,就将变成极端事件、难以应对。
因此,公共政策不应采用“夜间突袭”的方式,应该切实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将尊重民意落到实处。即使公共政策开放讨论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政府也必须权衡一项决策的暂时成本与公共政策长期成本的利害。实际上,如何推动那些暂时难以获得大多数民意支持却又不得不施行的公共政策,正是对执政能力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