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被上海“超级学生”吓倒
○作者 山姆·弗里曼 英国教育大臣前顾问 ○译者 马拉
《
青年参考
》（
2013年12月11日
03
版）
远东地区的学生花在学校、课外课程以及家庭作业上的时间比西方学生多。而且他们的课业难度更大、更加复杂。当一个学生成绩落后时，他们通常会被认为在有效干预手段的帮助下有能力追赶上来，而非天生“能力低下”。
你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安德烈亚斯·施莱歇，这位性格温和的德国人，即便在奥迪的广告中扮演一位可靠的工程师，也不会显得不搭调，但他是全球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作为经合组织（OECD）的职员，他负责掌管“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简称PISA）”。这是一个每三年举办一次的测试项目，考察65个国家和地区学生的能力表现。
虽然经合组织警告称，从评估结果的可靠程度来说，这个项目并不适合用排行榜的形式发布出来，但排行榜每次都有。而且一个国家的排名，可能对该国民众的心理造成重大打击。当PISA项目的测试结果第一次发布时，德国人对本国相对较差的成绩大吃一惊，以至于他们发明了一个新词：“Pisa冲击（Pisa-Schock）”。
近年来，美国官员看到本国学生的成绩在排行榜中位居后列时，就用“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来形容他们所感受到的震撼（“斯普特尼克一号”是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当时给美国带来巨大危机感——译者注）。当最近一次测试结果于上周发布时，身为保守党成员的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与工党的特里斯特拉姆·亨特立即展开舌战，争论哪个党派应为英国学生的平庸表现负主要责任。
PISA的影响力，至少就西方而言，部分源于一种认为其代表了令人恐惧的地缘政治新现实的观念。上周公布的结果显示，东亚国家的排名进一步提升，巴西、印度尼西亚以及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的排名，也在上升当中。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排名，则完全没有进步——只有德国是明显的例外。这正是我们噩梦中未来一二十年世界实力的分布态势。
但有理由对这种观念提出质疑。PISA考察的是一组非常具体的技能。另一项全球性测试“国际数学和科学趋势研究（简称TIMSS）”更贴近西方的学校教学内容。英国和美国在该项考试中的排名，处于前十名以内，并没有远远落后于远东国家。
更重要的是，教育与经济成就之间感觉上理所当然的关系，其实并不明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国在首个全球性数学测试中排名垫底，但仍是经济超级大国。研究员基斯·贝克甚至发现，一国学生在这项测试中取得的成绩，与该国未来经济增速之间存在负相关。与之类似，目前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者赵勇（音译）发现，PISA成绩与一项有关企业家抱负的全球调查结果之间，存在负相关。
尽管如此，我们很需要有一点自负才会认为我们完全不用在意PISA测试结果。当前我们对待PISA的态度存在的风险是：教育者受够了因为PISA结果不理想而备受指责，可能转而单纯将其看做毫无意义的政治做戏。这将是很遗憾的结果，因为PISA测试尽管存在复杂性，从其结果中还是确实可以看出一些重要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什么亚洲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测试中能够取得好成绩？在英国，来自收入排行后25%家庭的学生中，只有6%的人能跻身全球数学成绩排名前25%的行列。而在日本和韩国，该比例是英国的两倍。在上海和香港，该比例是英国的四倍。上海来自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家庭的学生，比英国最富裕家庭孩子的数学成绩更好。
人们难免会把这种现象归结于“文化差异”。确实，中国、韩国以及日本对学生的期望很高，这种期望既来自学生家长，也来自学校老师。而西方对天赋的过分强调，意味着我们倾向于假定有一定比例的青少年“不适合”走上学术道路。
远东地区的学生花在学校、课外课程以及家庭作业上的时间比西方学生多。而且他们的课业难度更大、更加复杂。当一个学生成绩落后时，他们通常会被认为在有效干预手段的帮助下有能力追赶上来，而非天生“能力低下”。
然而政府政策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近年来上海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将优秀师资和校长资源注入教学表现最差的学校，取得了显著效果——伦敦学校近年取得的进步，部分也归功于类似措施。
此外，东亚地区对教师的职业发展也高度重视：老师花在课堂教学上的时间减少，而花在规划和研究方面的时间增加（由此导致的成本是每班人数的增加）。新加坡还在教师队伍培养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当地的中小学校长现在能休学术假。
波兰、爱沙尼亚等一些排名意外靠前的国家，也在师资建设方面持续投资，并提高了教学内容的难度。特别是爱沙尼亚，该国将令人印象深刻的严格要求与教学内容的现代性成功结合起来，近期还面向所有小学一年级学生开设了计算机编程课程。
但我们在选择性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时，还应慎重。英国杜伦大学教授罗伯特·科曾经说过，几乎任何被认为促成了某国成功的政策，都能在另一个表现糟糕的国家找到。政策的执行才是关键。不论实施什么改革，都需要明确目标，并争取广泛的支持。追究“失败”的责任，不管是归咎于政客还是教师都于事无补。或许我们在教育讨论中所采取的“狂飙突进”方法，是我们应当改变的第一件事。
□摘自英国《金融时报》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远东地区的学生花在学校、课外课程以及家庭作业上的时间比西方学生多。而且他们的课业难度更大、更加复杂。当一个学生成绩落后时，他们通常会被认为在有效干预手段的帮助下有能力追赶上来，而非天生“能力低下”。
你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安德烈亚斯·施莱歇，这位性格温和的德国人，即便在奥迪的广告中扮演一位可靠的工程师，也不会显得不搭调，但他是全球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作为经合组织（OECD）的职员，他负责掌管“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简称PISA）”。这是一个每三年举办一次的测试项目，考察65个国家和地区学生的能力表现。
虽然经合组织警告称，从评估结果的可靠程度来说，这个项目并不适合用排行榜的形式发布出来，但排行榜每次都有。而且一个国家的排名，可能对该国民众的心理造成重大打击。当PISA项目的测试结果第一次发布时，德国人对本国相对较差的成绩大吃一惊，以至于他们发明了一个新词：“Pisa冲击（Pisa-Schock）”。
近年来，美国官员看到本国学生的成绩在排行榜中位居后列时，就用“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来形容他们所感受到的震撼（“斯普特尼克一号”是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当时给美国带来巨大危机感——译者注）。当最近一次测试结果于上周发布时，身为保守党成员的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与工党的特里斯特拉姆·亨特立即展开舌战，争论哪个党派应为英国学生的平庸表现负主要责任。
PISA的影响力，至少就西方而言，部分源于一种认为其代表了令人恐惧的地缘政治新现实的观念。上周公布的结果显示，东亚国家的排名进一步提升，巴西、印度尼西亚以及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的排名，也在上升当中。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排名，则完全没有进步——只有德国是明显的例外。这正是我们噩梦中未来一二十年世界实力的分布态势。
但有理由对这种观念提出质疑。PISA考察的是一组非常具体的技能。另一项全球性测试“国际数学和科学趋势研究（简称TIMSS）”更贴近西方的学校教学内容。英国和美国在该项考试中的排名，处于前十名以内，并没有远远落后于远东国家。
更重要的是，教育与经济成就之间感觉上理所当然的关系，其实并不明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国在首个全球性数学测试中排名垫底，但仍是经济超级大国。研究员基斯·贝克甚至发现，一国学生在这项测试中取得的成绩，与该国未来经济增速之间存在负相关。与之类似，目前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者赵勇（音译）发现，PISA成绩与一项有关企业家抱负的全球调查结果之间，存在负相关。
尽管如此，我们很需要有一点自负才会认为我们完全不用在意PISA测试结果。当前我们对待PISA的态度存在的风险是：教育者受够了因为PISA结果不理想而备受指责，可能转而单纯将其看做毫无意义的政治做戏。这将是很遗憾的结果，因为PISA测试尽管存在复杂性，从其结果中还是确实可以看出一些重要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什么亚洲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测试中能够取得好成绩？在英国，来自收入排行后25%家庭的学生中，只有6%的人能跻身全球数学成绩排名前25%的行列。而在日本和韩国，该比例是英国的两倍。在上海和香港，该比例是英国的四倍。上海来自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家庭的学生，比英国最富裕家庭孩子的数学成绩更好。
人们难免会把这种现象归结于“文化差异”。确实，中国、韩国以及日本对学生的期望很高，这种期望既来自学生家长，也来自学校老师。而西方对天赋的过分强调，意味着我们倾向于假定有一定比例的青少年“不适合”走上学术道路。
远东地区的学生花在学校、课外课程以及家庭作业上的时间比西方学生多。而且他们的课业难度更大、更加复杂。当一个学生成绩落后时，他们通常会被认为在有效干预手段的帮助下有能力追赶上来，而非天生“能力低下”。
然而政府政策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近年来上海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将优秀师资和校长资源注入教学表现最差的学校，取得了显著效果——伦敦学校近年取得的进步，部分也归功于类似措施。
此外，东亚地区对教师的职业发展也高度重视：老师花在课堂教学上的时间减少，而花在规划和研究方面的时间增加（由此导致的成本是每班人数的增加）。新加坡还在教师队伍培养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当地的中小学校长现在能休学术假。
波兰、爱沙尼亚等一些排名意外靠前的国家，也在师资建设方面持续投资，并提高了教学内容的难度。特别是爱沙尼亚，该国将令人印象深刻的严格要求与教学内容的现代性成功结合起来，近期还面向所有小学一年级学生开设了计算机编程课程。
但我们在选择性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时，还应慎重。英国杜伦大学教授罗伯特·科曾经说过，几乎任何被认为促成了某国成功的政策，都能在另一个表现糟糕的国家找到。政策的执行才是关键。不论实施什么改革，都需要明确目标，并争取广泛的支持。追究“失败”的责任，不管是归咎于政客还是教师都于事无补。或许我们在教育讨论中所采取的“狂飙突进”方法，是我们应当改变的第一件事。
□摘自英国《金融时报》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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