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军人不愿分享战争创伤

    最近，有人邀请我参加退伍军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研讨会。我试图拒绝，因为我从未经历创伤后应激障碍，没资格发表言论。但他们说我可以代表上一代退伍军人讲述我的看法和经历。我接受了。

    其他三名发言者谈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给他们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创伤。我则重点讲述朝鲜战争。

    我成长于布朗克斯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当时处于大萧条时期，时代主题不是同情，而是坚忍。每当我觉得痛苦，向母亲抱怨时，她都会告诉我这些是“炼狱里可怜的灵魂”应受的苦难。要面对生活，只能选择承受。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特点。

    周围比我稍大的年轻人，包括我的哥哥，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人直接面临枪林弹雨。他们回来时我才17岁，刚刚加入陆战队，我对他们的战争经验羡慕不已。在我看来，从战场上回来的他们都很正常，跟走之前一样疯狂，没有半点“战争疲劳症”的影子，尽管这种病症非常普遍。

    当时，每位退伍军人可获得每周20美元、最长不超过52周的补助，以保证就业。这项政策被称为“52-20俱乐部”。对我周围的这些退伍士兵来说，20块钱不过是他们周五晚上在烧烤酒吧的一次消遣。在那里，他们喝着10美分的啤酒，吹嘘自己的战场经历。他们讲的故事大多荒诞滑稽，虽然有一些很严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消遣渐渐减少，战争离他们越来越远。他们重新回归工作和家庭中，开始新的生活。

    几年后，轮到我去打仗。我是朝鲜战争陆战队第四十师某步兵排排长。没什么让我觉得惊讶，一切顺理成章。据我所知，战友们也跟我一样，被动地接受生活，似乎这是理所应当的。

    当然，刚回到美国时我也曾感到“心惊肉跳”。打垒球时，如果我在内场，我会感到很恐惧。因为暴露在开阔的的空间让我很焦虑，我甚至担心二垒的位置会不会有地雷。不过这种不适只持续了大约两周。

    当我开车经过一个惨烈的车祸现场，警察救出满身是血的受害者时，我会想起战场，甚至开出一百公里后都无法平复。尽管此前几周，激烈的朝鲜战争都不曾令我动摇。可是回到文明世界后，战争场面不时在脑中闪回。

    之后，我又穿上了陆战队的军靴，踏上了为期两年的越南战争征程。或许在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可怕的魔鬼，终生无法摆脱，只能拼命压制。因此，当主持人问退伍军人如何应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时，我的回答是：压制内心的魔鬼。

    与现在的年轻人不同，我们到达朝鲜后，所有的联络方式都被切断，只能往家里写信，几周后才能收到。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电话，没什么能打扰我们。印象中的家永远是当初离开时的样子。我们的世界只有战争和战友，与熟悉的生活完全隔绝。

    另一个区别在于从战场返回的方式。朝鲜战争时，大部分部队都是乘船回国。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我们除了看海之外，只能彼此分享经历，这是一种绝佳的减压方式。如今，战士直接飞回国，身上还残留着战场的硝烟，一脚踏入陌生的环境。在这里，家人已经习惯了没有他们的日子，一时间双方都难以适应。

    新一代志愿军都很孤独，同龄人中很少有人参军，更别说去打仗了。以前，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等是退伍军人温暖的聚集地。现在这些协会已经名存实亡，退伍士兵不愿参加。他们只有手机相伴，自我孤立，不再有“兄弟连”的感觉。

    那些受到战争有形和无形影响的战士非常需要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但老一代人都知道，要治疗伤痕累累的身心，最有效的药物是与有相同经历的人一起共进晚餐。在激烈的战斗中互相支持的战友，战后更应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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