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社会企业”潜力无穷

    中国的社会企业正在蓬勃发展

    在中国的每个城市，几乎都能看到挂着“盲人按摩”招牌的小店。它们价格低廉，服务周到。

    1997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下称“残联”）发起一项运动，训练视力受损的人学习按摩。如今，已有9.6万名盲人按摩师在中国13735家按摩院里工作。

    这种盲人按摩院是否可算作“社会企业”，目前尚存争议。但有证据表明，企业的社会效益在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实潜力无穷。

    过去20年，随着富有的中产阶级在中国逐渐成长，慈善捐赠也随之上升，只是因贪污丑闻而名声受挫。慈善机构在挣扎，有人认为，社会企业的模式也许比单纯的慈善更适合中国文化和创业精神。

    “中国有一种强烈的创业文化和社会期望，那就是，富人必须回馈社会。”瑞士联合银行（UBS）亚太地区慈善事业和价值观投资主管大卫·埃文斯告诉英国《卫报》。“阿坝羌绣”帮扶计划，便是其中著名的成功项目。

    2008年四川地震后，阿坝羌绣计划鼓励受灾地区的妇女制作传统的羌族刺绣，以度过灾后重建时期，同时也有助于保护当地的文化遗产，并创造就业。目前，该计划在中国有14个站点，妇女无需离家，就可挣钱。

    社会企业的前身，是1949年的福利企业。这些企业如果雇佣一定比例的残疾人，就可得到一定的税收优惠。然而，自从1995年达到顶峰以来，福利企业的数量逐渐下降。

    “退税曾相当有吸引力，但现在不再如此。”上海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副总裁丁立告诉《卫报》，“退税有很严格的条件，25%的劳动力是持本地户口的残疾人，才能享受这一政策。而且，退回的钱也并没那么多。”

    上世纪80年代，“社会企业”一词开始出现在媒体上，用来描述盈利性的私营企业。这时，“社会”这个词并不意味着非盈利性组织或慈善事业，“企业”也几乎没有创新和承担风险的涵义。

    去年年底，英国一项调查发现，相当数量的英国公众没听说过“社会企业”这个词。同样，这个仍在飞速发展、没有形成固定模式的概念，在其他国家也尚未广为人知。

    根据美国《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文章，中国同样如此。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卡玛·艾略特告诉该杂志，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企业概念大约10年前才传入中国，可现在，它已在中国蓬勃发展。

    《卫报》评论称：“中国人用财富回馈社会的愿望，使社会企业蓬勃发展。”

    “我更希望被当作女企业家，而非女慈善家”

    2006年8月，第一次来到河南“艾滋病村”时，从事志愿工作多年的英国人文森特惊讶地发现，当地艾滋病感染者因身体孱弱而无法务农，只能参与高风险的鞭炮制造工作，其中不乏孤儿寡妇。频繁的爆炸事故中，许多人面容被毁，甚至有人因此残疾。

    而在中国西部，没钱送孩子上学的家庭也不在少数，但这些地方有美丽的风景、特殊的传统习俗和独特的手工艺品。开发这些资源，既可让村民了解外面的世界，也可给他们带来额外收入，改善生活状况。

    怀着这样的想法，文森特创办了“欣耕工坊”，在这些村子里建造作坊，让村民尤其是女性，可以通过安全的工作获得收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一方面，欣耕工坊为贫困地区的人们提供培训课程和工作机会，帮助他们成为合格的工人，并以高于市场的合理价格销售他们的产品；另一方面，欣耕工坊的所有产品都环保、纯手工制作。除了传统文化，产品还含有现代感的设计元素，十分吸引人。

    到目前为止，欣耕工坊为敦豪速递公司、上海非盈利组织发展中心、香港社会工作者协会、马来西亚商会等机构，订制生产了不少工艺品。尽管面临优秀设计师收费高昂、产品版权难以保护等挑战，欣耕工坊仍坚持了下来。

    在北京创办金田孤独症训练中心之前，田钟敏住在荷兰，是一家国际公司的法律顾问，工作体面，薪水不菲。

    2004年，为给患有孤独症的侄儿选一所学校，她几乎走遍北京所有的孤独症培训中心，却发现每家机构的教育质量和方法都令人不安。她决心辞掉工作，开办自己的学校，一位同事成了她的合作伙伴。

    “我回到学校学习关于孤独症的课程，我的搭档开始在他的土地上建学校。这是个愚蠢的决定，但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更好。完成建设一段时间后，我们不得不离开那里，浪费了超过100万元。”她告诉青年社会企业家基金会（FYSE）。

    为了吸引老师，田钟敏开出了比市场价更高的薪水，因为许多孤独症培训中心的老师，都常感沮丧、劳累，且薪水微薄。

    第一年，培训中心收了20个交学费的学生，很快便开始接收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孤独症儿童，并逐渐实现全部免费。为此，她和搭档在北京郊区办起了有机农场，以支持培训中心的运转。

    目前，有机农场的收入还没能完全覆盖学校成本，田钟敏仍在不断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但她不打算接受捐款。

    “我是一名社会企业家，我从没打算寻求捐款。我希望我的孩子感觉正常——为什么我们应该乞求社会？”她说，“我特别希望人们以对待女企业家的方式尊重我，而非女慈善家。”

    学校的入不敷出让田钟敏紧张得不能入睡，朋友和以前的同事怂恿她放弃，找个好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再次拥有自己的生活，但她“仍有激情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未来”。

    “我的价值观已完全改变，如果孩子进步，我会感到兴奋。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她补充道。

    “中国已准备好迎接社会企业的大规模扩张”

    像文森特和田钟敏一样，越来越本土化的中国社会企业家，拥有着共同的特点：年轻，受教育程度良好，更了解世界，相信传统的慈善模式并不适合中国，该使用创新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加拿大Social Enterprise Buzz网站这样总结道。

    据《2012中国社会企业报告》统计，在中国，所有的社会企业家都拥有大学学位，63%的人年龄在31岁至40岁之间，近半数人有过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经历。然而，他们并不一定了解社会企业的概念，只有6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社会企业家。

    作为中国环境卫生行业的先行者，北京蓝洁士科技发展公司1999年开发出无需用水的环保厕所冲水系统，在节省资源的同时也满足了卫生需求，特别适合缺乏基础公共设施的农村，每年销售额达6640万元。但创始者本人，并没意识到自己的公司具有社会企业性质。

    此外，大部分社会企业还不够成熟。71%的受访者年收入少于50万元。只有两个社会企业取得了1000万元以上的年营业额。基于2010年11月至2011年1月的社会企业调查，每名受访者平均创造7个工作岗位和两个志愿者岗位。

    63%的社会企业家将融资视为最严峻的挑战；58%的人认为，人才是关键；47%的人则将政府政策视为主要障碍。

    田钟敏在创办金田孤独症训练中心时，曾申请过政府资助，但没成功，一切投资都来自她自己的积蓄。不过，她也告诫新的社会企业家不要轻易将个人资产投入。“如果你想成为社会企业家，必须基于市场需求来发展良好的商业模式，不能指望人们因其社会效益而买单。”她告诉FYSE。

    由于收入问题，越来越多的中国非政府组织正在走向市场化和商业化，一旦这条路走不通，它们又纷纷回头寻求捐款，这导致很多人质疑中国“没有真正的社会企业”。

    事实上，中国的社会企业发展有着深厚而肥沃的土壤。

    近年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富人阶层的崛起，推动了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时，政府也在加大对非盈利项目的支持力度。UBS也在报告中建议中国政府，再次增加对福利企业的补贴和税收优惠。

    2009年，英国文化协会启动对社会企业家的培训项目，试图推动中国的社会企业发展。迄今为止，该项目已培训了600名社会企业家。2010年，NPI和上海民政局启动了一个本土项目，中国第一个社会企业孵化器The Nest由此诞生。

    “该项目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强化能力建设、培养社会企业家、就地提供残疾人职业培训和就业的机会。”The Nest项目总监拉塞尔表示，The Nest支持30家社会企业，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180个工作岗位。

    中国的企业家精神结合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这预示了社会企业未来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积极发展前景。

    “政府看到了创造更多样化、更有效社会企业（资源）的需求。”UBS的埃文斯告诉《卫报》，“国内有可用的资本来源，人们也期望它对社会有所贡献。中国已准备好迎接社会企业的大规模扩张。”

    在中国的慈善机构挣扎之际，有人认为，社会企业的模式也许比单纯的慈善更适合中国文化和创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