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德在华尔街是件困难的事

    我在华尔街的第一年（1993年），薪水比我上一年高14倍，是我父亲挣得最多那年的4倍。我帮公司创立了看起来很简单的金融产品，但要求复杂的数学才能正确理解。我受到老板的赞赏，他说我机灵，给了我2万美元奖金。

    那些产品被卖给了许多投资者，他们都不太了解自己买的是什么，他们大多数人被我们叫做“傻日本人”。我所在公司的利润达到数亿美元。最终，投资者变得聪明了，意识到自己买的东西复杂，有许多隐秘的陷阱，在不景气时会变得很危险。

    我从未见过那些投资者，那是别人的工作。我的工作是设法通过数学和精明的交易尽可能地榨取更多价值。日本人会将竞争对手的文件传真给我们。许多人卖的产品远比我们的怪异，数量也更多。与日本客户的对话结束时，他们会催促我们：“不要落后了。”

    很多次我确实提出这样做不妥当，得到的保证是多位律师和经理人已经认可了交易。有一个深夜，一名资深交易员提醒我，“如果客户想要一套红西装，你就卖给他们一套红西装。如果客户是日本人，你可以收两倍的价钱。”

    我推测，按照华尔街的标准，我们公司还算谨慎，尽量贴近法律规定。我们着力遵守一项不成文的“五点规则”：绝不要有意从客户赚取多于5个百分点的利润。有些竞争对手可不管这一规则。他们从客户的交易中赚取7%或10%的利润，出售一些布满隐秘陷阱的古怪产品。我以为，他们终会吃官司的，或至少是名声扫地，因为他们明显偏离了法律精神。官司没有来，他们反而得到更好的报酬，被吹捧为敢于接受真正的挑战。

    丰厚的回报缓解了我的担忧。我人生中头一次感到自己的数学技能——这是我小时候不得不隐藏的，免得被人看做书呆子——派上了用场。自我满足和金钱可以抚慰任何潜在的负罪感。

    在华尔街呆了数年后，我彻底看清楚了：你可以通过耍伎俩赚钱。你越聪明，越能利用法律或监管的空子，你就越是受到欣赏。没人似乎被判出局。没有什么举动是太鲁莽的。这就像以79公里时速经过限速带，却看着其他人以100公里、或110公里的速度疾驰而去，看不到任何人被叫停。

    2008年崩溃后，监管机构终于动手了。其结果是接二连三的丑闻，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名字如LIBOR、FX、ISDAFix。在外人看来，这都是些复杂的首字母缩写词，处于华尔街最阴暗的角落，可以说是反常的少数。其实不然。LIBOR、FX、ISDA Fix处于金融的核心，是每天数万亿美元流量的一部分。丑闻非常可怕地接近华尔街的标准商业方式，只是程度差异而已。

    我在想，那些在丑闻中被曝光的人一定搞不懂，为何偏偏是他们。所有人都在这样做，别的人可能更加胆大妄为。他们在做的是一直有人教他们去做的事：歪曲规则，为打败竞争对手而无所不用其极。以前，他们敢冒风险赢得掌声。而现在，他们只是代罪羔羊。

    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理由是不知情：公司的领导层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这个理由说不过去。如果他们不知情，他们的罪行就更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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