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见
发展中国家转基因立法：徘徊美欧两极间
宿亮 “政见”观察员
《
青年参考
》（
2013年12月04日
02
版）
概而言之，美国的标准是：只要科学家不确定有害，就可推广转基因；欧盟的标准是：只要科学家不确定无害，就得限制转基因。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欧美两种转基因立法博弈中寻求自我立场，受到各种利益因素的影响。
针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论中，立法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一些美国环保团体质疑：既然欧盟可以立法强制标注转基因，为什么美国不可以？事实上，美国和欧盟正代表了转基因领域的“立法两极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两极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并非易事。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罗伯特·福克纳和荷兰瓦格宁根大学学者阿赫提·古普塔撰文分析了欧美在转基因立法上的区别，并探讨了发展中国家转基因立法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国际机制和国际法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引发各国国内政策趋向一致，特别是大西洋两岸在机构框架、政策取向和立法结果上所持立场更是相近。
转基因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现实，似乎正在颠覆这一共识。学者们早期也认定全球化对该领域国际机制构建有积极作用。不过，如今的现实是欧美政府转基因“立法两极化”，并已成为全球较为成熟的两种对立观点，难有妥协余地。
美国1986年制定《生物技术监管合作框架》，根据“实质等同原则”认定，转基因植物所带来的危害，与传统选育品种给人体和环境带来的危害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允许大量试验、种植并在市场上销售转基因食品。
欧盟则于1990年通过与美国不同的泛欧立法规定，根据“预防原则”立法，限制那些科学家无法确知是否存在风险的转基因技术。这项立法也导致欧盟对转基因食品采取了源头可追溯、强制标注的措施。
概而言之，美国的标准是：只要科学家不确定有害，就可推广转基因；欧盟的标准是：只要科学家不确定无害，就得限制转基因。
为食品安全和贸易计，欧美都试图推动国际标准执行自己的立法标准。不少人认为，“立法两极化”的现状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在转基因领域的选择。
现阶段，转基因国际立法主要依据两个条约。其一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关于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这一协议基于世贸组织减少非关税壁垒的初衷，在缺乏国际标准的领域依靠科学判断，只要未确定有风险，就不应执行严格预防性措施。
另一条约是联合国主导的《卡塔赫纳议定书》。这一条约基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初衷，在科学家无法确定新技术不存在风险时，允许采取预防性措施。
这两个条约也是美欧双方对转基因的对立态度的写照。
在“立法两极化”、争议不休的同时，基因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正迅速增加。其中包括一些全球范围内频繁贸易的农作物，研究者认为，美国、中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印度等国家的转基因农田，占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的95%。
福克纳和古普塔在文章中以中国、墨西哥和南非为例。这三个发展中国家转基因技术研发居于世界前列，国内对转基因的讨论也较多。他们在“立法两极化”环境中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具有代表性。
三个国家均在坚持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大力支持生物技术研发，但又都是《卡塔赫纳议定书》成员国。这体现了三个国家虽然鼓励转基因的研发，但对转基因作物的政策仍存谨慎。以这三个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转基因立法，也没有成型。
以中国为例。上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发展商业化生物技术时并没有明确立法。1992年，科技部出台《基因工程安全管理条例》，这是一部科学家写给科学家的原则性规定。1996年，农业部在条例基础上出台实施细则。在细则中，农业部倾向于要科学地证实转基因的危害，即不强调转基因长远威胁，更倾向于大力发展商用转基因产品。
作为最终决策机构，国务院2001年推出转基因作物安全管理办法，农业部随后出台三个实施细则，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增加风险评估、安全管理和食品标注。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则似乎是谨慎对待转基因的代表机构，也是中国谈判《卡塔赫纳议定书》的主要部门。在两名学者对环保总局的访谈中，他们的访谈对象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希望出台完善的生态立法，对转基因作物形成应急管理系统，但一直没能成功。
在中国的案例中，外部因素影响较大。
中国从1999年开始暂停批准新的转基因作物种植。这一时间点紧随欧盟1998年终止转基因种植授权。2000年，欧盟在中国出口的大豆产品中检测出转基因成分，一度禁止进口来自中国的大豆。2008年，欧盟要求中国进口的大米及相关产品出示无转基因证明。
学者们认为，这是中国做出限制转基因的决定的重要考量。另外，美国曾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要求中国开放农产品市场，其中就涉及到美国转基因大豆。中国对转基因的限制措施在学者们眼中，可能是贸易谈判中的筹码。
福克纳和古普塔的研究，勾画了当今世界转基因立法的一幅素描。他们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欧美两种转基因立法博弈中寻求自我立场，受到各种利益因素的影响，在谨慎中部分放松对转基因的规定。对普通中国人而言，食品安全是生存大计，转基因难以“自证清白”，了解转基因立法的国际环境与来龙去脉，对下一步的政策发展显得格外重要。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
概而言之，美国的标准是：只要科学家不确定有害，就可推广转基因；欧盟的标准是：只要科学家不确定无害，就得限制转基因。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欧美两种转基因立法博弈中寻求自我立场，受到各种利益因素的影响。
针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论中，立法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一些美国环保团体质疑：既然欧盟可以立法强制标注转基因，为什么美国不可以？事实上，美国和欧盟正代表了转基因领域的“立法两极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两极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并非易事。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罗伯特·福克纳和荷兰瓦格宁根大学学者阿赫提·古普塔撰文分析了欧美在转基因立法上的区别，并探讨了发展中国家转基因立法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国际机制和国际法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引发各国国内政策趋向一致，特别是大西洋两岸在机构框架、政策取向和立法结果上所持立场更是相近。
转基因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现实，似乎正在颠覆这一共识。学者们早期也认定全球化对该领域国际机制构建有积极作用。不过，如今的现实是欧美政府转基因“立法两极化”，并已成为全球较为成熟的两种对立观点，难有妥协余地。
美国1986年制定《生物技术监管合作框架》，根据“实质等同原则”认定，转基因植物所带来的危害，与传统选育品种给人体和环境带来的危害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允许大量试验、种植并在市场上销售转基因食品。
欧盟则于1990年通过与美国不同的泛欧立法规定，根据“预防原则”立法，限制那些科学家无法确知是否存在风险的转基因技术。这项立法也导致欧盟对转基因食品采取了源头可追溯、强制标注的措施。
概而言之，美国的标准是：只要科学家不确定有害，就可推广转基因；欧盟的标准是：只要科学家不确定无害，就得限制转基因。
为食品安全和贸易计，欧美都试图推动国际标准执行自己的立法标准。不少人认为，“立法两极化”的现状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在转基因领域的选择。
现阶段，转基因国际立法主要依据两个条约。其一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关于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这一协议基于世贸组织减少非关税壁垒的初衷，在缺乏国际标准的领域依靠科学判断，只要未确定有风险，就不应执行严格预防性措施。
另一条约是联合国主导的《卡塔赫纳议定书》。这一条约基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初衷，在科学家无法确定新技术不存在风险时，允许采取预防性措施。
这两个条约也是美欧双方对转基因的对立态度的写照。
在“立法两极化”、争议不休的同时，基因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正迅速增加。其中包括一些全球范围内频繁贸易的农作物，研究者认为，美国、中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印度等国家的转基因农田，占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的95%。
福克纳和古普塔在文章中以中国、墨西哥和南非为例。这三个发展中国家转基因技术研发居于世界前列，国内对转基因的讨论也较多。他们在“立法两极化”环境中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具有代表性。
三个国家均在坚持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大力支持生物技术研发，但又都是《卡塔赫纳议定书》成员国。这体现了三个国家虽然鼓励转基因的研发，但对转基因作物的政策仍存谨慎。以这三个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转基因立法，也没有成型。
以中国为例。上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发展商业化生物技术时并没有明确立法。1992年，科技部出台《基因工程安全管理条例》，这是一部科学家写给科学家的原则性规定。1996年，农业部在条例基础上出台实施细则。在细则中，农业部倾向于要科学地证实转基因的危害，即不强调转基因长远威胁，更倾向于大力发展商用转基因产品。
作为最终决策机构，国务院2001年推出转基因作物安全管理办法，农业部随后出台三个实施细则，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增加风险评估、安全管理和食品标注。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则似乎是谨慎对待转基因的代表机构，也是中国谈判《卡塔赫纳议定书》的主要部门。在两名学者对环保总局的访谈中，他们的访谈对象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希望出台完善的生态立法，对转基因作物形成应急管理系统，但一直没能成功。
在中国的案例中，外部因素影响较大。
中国从1999年开始暂停批准新的转基因作物种植。这一时间点紧随欧盟1998年终止转基因种植授权。2000年，欧盟在中国出口的大豆产品中检测出转基因成分，一度禁止进口来自中国的大豆。2008年，欧盟要求中国进口的大米及相关产品出示无转基因证明。
学者们认为，这是中国做出限制转基因的决定的重要考量。另外，美国曾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要求中国开放农产品市场，其中就涉及到美国转基因大豆。中国对转基因的限制措施在学者们眼中，可能是贸易谈判中的筹码。
福克纳和古普塔的研究，勾画了当今世界转基因立法的一幅素描。他们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欧美两种转基因立法博弈中寻求自我立场，受到各种利益因素的影响，在谨慎中部分放松对转基因的规定。对普通中国人而言，食品安全是生存大计，转基因难以“自证清白”，了解转基因立法的国际环境与来龙去脉，对下一步的政策发展显得格外重要。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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