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见
中国改革如何渡过深水区?
○“政见”特约观察员 郭毅
《
青年参考
》(
2013年11月27日
02
版)
研究者在题为《习近平的治理策略能否成功?》的文章指出:中国的改革只有向法治、政治体制深化,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新一届领导团队能否带领中国顺利渡过改革深水区?他们又将以什么样的政策方针来应对复杂的政治经济局势?
布鲁斯金学会研究员李成与Ryan McElveen在美国《当代历史》2013年9月号上发表题为《习近平的治理策略能否成功?》的文章指出:中国的改革只有向法治、政治体制深化,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两位研究者认为,和以往的领导人所面临的局面类似,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经济改革较之政治改革更容易着手。中国新一届领导团队延续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起源于邓小平时代的治国思想,并实施更为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大力促进经济发展。然而,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一群体在目前的经济局势下持续壮大,其政治诉求也日渐强烈。研究者称中国社会正处在“政治的十字路口”,如何满足中产阶级的需要并冲破改革的瓶颈,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李成与Ryan McElveen考察了中国新一届领导团队的从政经历,并从中总结出:这些领导人多在中国最重要的省份主导过经济改革与经济建设,在推动市场开放、支持私有经济、鼓励外国投资及海外贸易、促进国内金融体系的自由化方面有着高度的共识。整体而言,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具有极高的经济建设水平,并在经济改革方面不遗余力。
而除了这几位深谙“经邦济世”之道的核心领导人之外,中国新一届领导团队还任命了一批同样不寻常的部级干部——周小川、楼继伟、刘鹤——他们是深化改革的“总技术官”(technocrats in charge)。央行行长周小川曾经主持国有银行的商业借贷转型,并推动资本市场的开放;财政部长楼继伟自上世纪90年代起便参与税制改革与债券市场的建立;发改委的刘鹤曾号召加强市场导向型经济从而限制国企垄断,并主张将出口导向型经济转为国内消费拉动型。可以看到,这三位已经走马上任的“总技术官”将利用一系列手段,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与发展。他们的经济主张折射出中国新一届领导团队的改革指导思想。
但经济改革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急剧的城市化进程、房产泡沫、可能由GDP下滑导致的银行危机、大学生就业困难等现实问题,都对领导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梦”这一新兴概念也需要中国政府与官方媒体明晰地阐释,以便在民众中充分发挥作用。经济增长的减速、基尼系数的上升,也使社会稳定成为一大问题。
改革刻不容缓,但面临瓶颈。困难存在于利益集团之间。庞大的国有企业依旧把持着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他们可以影响甚至左右政策的制定,中产阶级则对此形成制衡,保证这一场对曾经垄断一切的国有企业不利的经济改革得以正常进行。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处于国有企业与中产阶级这两大利益集团的夹缝之中。
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向消费导向型经济转变,中产阶级将逐渐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对政局的影响也将逐渐加大。而现阶段的大学毕业生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因此大学生就业难这一问题实际上对中产阶级造成了巨大影响,他们对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抱有巨大的期待及迫切的需求。如何满足这一处于上升地位的社会阶层的要求,是改革的重要命题之一。
在制度层面,两位研究者提出了三条建议:首先是法治改革,其次是新闻自由,最后是推动党内民主。两位学者的研究显然强调了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对政治改革的影响力,但需要指出的是,围绕这一问题在学界存在广泛的争论。中产阶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新一阶段的改革?这一话题依旧需要更多更为细致切实的讨论。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研究者在题为《习近平的治理策略能否成功?》的文章指出:中国的改革只有向法治、政治体制深化,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新一届领导团队能否带领中国顺利渡过改革深水区?他们又将以什么样的政策方针来应对复杂的政治经济局势?
布鲁斯金学会研究员李成与Ryan McElveen在美国《当代历史》2013年9月号上发表题为《习近平的治理策略能否成功?》的文章指出:中国的改革只有向法治、政治体制深化,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两位研究者认为,和以往的领导人所面临的局面类似,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经济改革较之政治改革更容易着手。中国新一届领导团队延续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起源于邓小平时代的治国思想,并实施更为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大力促进经济发展。然而,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一群体在目前的经济局势下持续壮大,其政治诉求也日渐强烈。研究者称中国社会正处在“政治的十字路口”,如何满足中产阶级的需要并冲破改革的瓶颈,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李成与Ryan McElveen考察了中国新一届领导团队的从政经历,并从中总结出:这些领导人多在中国最重要的省份主导过经济改革与经济建设,在推动市场开放、支持私有经济、鼓励外国投资及海外贸易、促进国内金融体系的自由化方面有着高度的共识。整体而言,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具有极高的经济建设水平,并在经济改革方面不遗余力。
而除了这几位深谙“经邦济世”之道的核心领导人之外,中国新一届领导团队还任命了一批同样不寻常的部级干部——周小川、楼继伟、刘鹤——他们是深化改革的“总技术官”(technocrats in charge)。央行行长周小川曾经主持国有银行的商业借贷转型,并推动资本市场的开放;财政部长楼继伟自上世纪90年代起便参与税制改革与债券市场的建立;发改委的刘鹤曾号召加强市场导向型经济从而限制国企垄断,并主张将出口导向型经济转为国内消费拉动型。可以看到,这三位已经走马上任的“总技术官”将利用一系列手段,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与发展。他们的经济主张折射出中国新一届领导团队的改革指导思想。
但经济改革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急剧的城市化进程、房产泡沫、可能由GDP下滑导致的银行危机、大学生就业困难等现实问题,都对领导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梦”这一新兴概念也需要中国政府与官方媒体明晰地阐释,以便在民众中充分发挥作用。经济增长的减速、基尼系数的上升,也使社会稳定成为一大问题。
改革刻不容缓,但面临瓶颈。困难存在于利益集团之间。庞大的国有企业依旧把持着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他们可以影响甚至左右政策的制定,中产阶级则对此形成制衡,保证这一场对曾经垄断一切的国有企业不利的经济改革得以正常进行。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处于国有企业与中产阶级这两大利益集团的夹缝之中。
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向消费导向型经济转变,中产阶级将逐渐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对政局的影响也将逐渐加大。而现阶段的大学毕业生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因此大学生就业难这一问题实际上对中产阶级造成了巨大影响,他们对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抱有巨大的期待及迫切的需求。如何满足这一处于上升地位的社会阶层的要求,是改革的重要命题之一。
在制度层面,两位研究者提出了三条建议:首先是法治改革,其次是新闻自由,最后是推动党内民主。两位学者的研究显然强调了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对政治改革的影响力,但需要指出的是,围绕这一问题在学界存在广泛的争论。中产阶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新一阶段的改革?这一话题依旧需要更多更为细致切实的讨论。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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