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未来在于真正和解
张云
《
青年参考
》（
2013年11月06日
03
版）
中日关系从去年以来持续恶化，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提出不少建议，包括签订海上条约或新的法律文件来实现关系再次正常化。然而，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东北亚国际关系问题，最终症结还在于历史问题上的真正和解，仅仅依靠法律方式不能实现。
通过法律无法实现和解的历史问题
和解与法律解决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双方对过去达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面向未来构筑新关系，更多指的是双方相互的接受。战后在美国主导下，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通过较小数额的战争赔偿，从法律上解决了历史问题，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日之间则是通过中国主动放弃战争赔偿，谈判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与亚洲已经从法律上解决了历史问题。
基于上述法律观点，部分日本人强调历史问题已经解决，村山谈话体现自虐史观，在慰安妇问题上认为中韩翻旧账，靖国神社问题上干涉日本内政。然而，从和解的角度看，历史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这不是单纯依靠条约、声明或协定可以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于近代史上的负债问题没得到真正的总结。
战后，日本在接受《波茨坦宣言》，接受东京审判结果基础上回归国际社会，实现了同亚洲国家关系正常化，但这都是外力主导下进行的“被动的历史总结”。而对历史问题，日本一直没展现出“主动总结历史”的勇气。现在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很多根源于此。有人可能会认为，战后日本决心成为和平国家，反战和绝对和平主义的思潮不正是总结历史的结果吗？需要指出的是，这只不过是对过去的简单否定而非真正的总结。日本政府应当主导总结日本从开战到战败过程的原因。正因为一直没有做这项工作，现在才会出现对宪法不满意，对胜者强加的东京审判感到不公平的情绪。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日本一度曾展现出的主动姿态，河野谈话和村山谈话就是具体体现。在此基础上，日本建立了亚洲女性基金，处理在华遗留化学武器等。这都是为了实现和解而作出的务实做法，应当积极评价。遗憾的是，这种主动总结历史的姿态，没有很好的继续。
历史问题上的“经济账”和“道义账”
从对慰安妇和强行征用劳工的赔偿的具体案例看，日本政府的态度是坚持赔偿问题已在恢复邦交时解决了。这背后体现了对一旦允许赔偿将可能导致赔偿范围扩大，造成不可预测的经济负担的担心，即算“经济账”。然而，在历史问题上算经济账，很多时候并非明智的战略选择，因为这里存在一个更为重要的“道义账”问题。如果过度强调所有问题已在法律框架内解决，就会在国际社会造成逃避道义责任的印象，在道义上失分。
对日本来说，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向国际社会表明，日本与亚洲国家已经在法律上解决了历史问题，但为了真正的地区和解，日本愿意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告别过去面向未来。这样不仅不会让日本的法律立场受损害，还能在国际社会获得道德高度。
即使算“经济账”，日本也不会有太多损失，受害人都已高龄，人数也不多。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些人去世的话，日本就算愿意进行经济赔偿，也找不到对象，届时经济账和道德账都是负效应。另外，中国当年连巨额的战争赔偿都可以放弃，难道还会无限度地索赔吗？
据《朝日新闻》报道，野田内阁时期曾同韩国就慰安妇问题几乎达成共识。具体做法是，驻韩国大使向慰安妇当面道歉，日韩首脑举行会谈，日本政府出资进行人道救援。关于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的立场是1965年日韩关系正常化谈判中已经解决了。野田内阁的方案是在坚持这个立场的基础上的妥协方案，与小渊惠三时期5亿日元的亚洲女性基金的做法类似。这是为了地区和解的意愿，也是具体操作的灵活性的体现，很遗憾最后没有实现。
实现和解也需要中韩努力
作为侵略战争受害者，中韩无疑在道义上有制高点，但要实现东北亚的真正和解，需要弱化受害者心态，并对日本为和解作出的努力予以积极回应。
首先，对于历史问题的基本态度，要从追求道歉向确认事实重点转移。正如中国前总理温家宝2007年访问日本时在日本国会所说的，日本领导人已经对此多次道歉反省。今年9月，日本新任驻华大使也在中国媒体上表达了道歉。现在的问题不是日本没有道歉，而是有一部分人不承认历史，但这些人并不代表广大民意。面对这样的现实，让已经道歉的人继续道歉就会损伤民意，恶化舆论空间，重点应当要对不承认历史事实进行追究。对那些完全否定侵略历史的人，必须坚决反对。
而那些在具体史实尚有争论的问题，继续历史考证固然重要，采取以情感人的办法可能会更加有效。犹太人对纳粹德国大屠杀的态度可供借鉴。对于二战中大约600万犹太人被屠杀的数字，学术界存在争论，但犹太人的回应方法很聪明，提出这不是数字的问题，因为使用数字事实上是对牺牲者的非人道化对待。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梦想和希望，有亲人，有孩子，艺术家、学者、医生、律师，如果他们活着的话，会对社会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呢？这样的道德诘问，会让数字争论变得很可笑，和解的可能性也会增大。
其次，在历史问题上批评日本，不如同日本一道对日本的历史错误进行总结。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韩共同历史研究为什么进展不理想，原因就是双方过度关注具体史实，而没有把重点放在为什么及日本当时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作出错误的决策、当时的国际形势如何、经济危机的影响如何等原因的探究上。这样的知识性努力具有普遍性，而不是建立在对日本特殊性批评的感情化基础之上。
大屠杀悲剧的土壤在于社会的不宽容，德国的历史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同样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不宽容呢，就需要对人类如何不犯同样的错误进行普遍性的反思。我参观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时，对美国方面翔实地分析日本为什么发动攻击的当时国际形势、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变化背景的展示而不是单纯地展示战争的残酷印象深刻。后来才得知，美国国防部专门设有历史局，这样的反思具有普遍意义。
最后，强化民间纽带的作用，特别是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著名指挥家小泽征二在今年9月接受采访时说，“中日关系政府可能关系冷淡，但我完全感觉不到。”中日关系重要的是每个人之间的关系。日美之间活跃着很多的民间团体，他们在推动日美关系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中日之间尽管民间外交一直被称为传统，但基本属于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民间交往，当然这也需要中国的公民社会真正发展才能发挥外交作用。
美日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通过法律方式解决了历史问题，但今天的日美关系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双方之后几十年的和解进程。法律方式在解决历史问题上的能力有限，只有真正的和解，中日关系才能结束过去面向未来。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中日关系从去年以来持续恶化，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提出不少建议，包括签订海上条约或新的法律文件来实现关系再次正常化。然而，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东北亚国际关系问题，最终症结还在于历史问题上的真正和解，仅仅依靠法律方式不能实现。
通过法律无法实现和解的历史问题
和解与法律解决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双方对过去达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面向未来构筑新关系，更多指的是双方相互的接受。战后在美国主导下，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通过较小数额的战争赔偿，从法律上解决了历史问题，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日之间则是通过中国主动放弃战争赔偿，谈判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与亚洲已经从法律上解决了历史问题。
基于上述法律观点，部分日本人强调历史问题已经解决，村山谈话体现自虐史观，在慰安妇问题上认为中韩翻旧账，靖国神社问题上干涉日本内政。然而，从和解的角度看，历史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这不是单纯依靠条约、声明或协定可以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于近代史上的负债问题没得到真正的总结。
战后，日本在接受《波茨坦宣言》，接受东京审判结果基础上回归国际社会，实现了同亚洲国家关系正常化，但这都是外力主导下进行的“被动的历史总结”。而对历史问题，日本一直没展现出“主动总结历史”的勇气。现在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很多根源于此。有人可能会认为，战后日本决心成为和平国家，反战和绝对和平主义的思潮不正是总结历史的结果吗？需要指出的是，这只不过是对过去的简单否定而非真正的总结。日本政府应当主导总结日本从开战到战败过程的原因。正因为一直没有做这项工作，现在才会出现对宪法不满意，对胜者强加的东京审判感到不公平的情绪。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日本一度曾展现出的主动姿态，河野谈话和村山谈话就是具体体现。在此基础上，日本建立了亚洲女性基金，处理在华遗留化学武器等。这都是为了实现和解而作出的务实做法，应当积极评价。遗憾的是，这种主动总结历史的姿态，没有很好的继续。
历史问题上的“经济账”和“道义账”
从对慰安妇和强行征用劳工的赔偿的具体案例看，日本政府的态度是坚持赔偿问题已在恢复邦交时解决了。这背后体现了对一旦允许赔偿将可能导致赔偿范围扩大，造成不可预测的经济负担的担心，即算“经济账”。然而，在历史问题上算经济账，很多时候并非明智的战略选择，因为这里存在一个更为重要的“道义账”问题。如果过度强调所有问题已在法律框架内解决，就会在国际社会造成逃避道义责任的印象，在道义上失分。
对日本来说，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向国际社会表明，日本与亚洲国家已经在法律上解决了历史问题，但为了真正的地区和解，日本愿意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告别过去面向未来。这样不仅不会让日本的法律立场受损害，还能在国际社会获得道德高度。
即使算“经济账”，日本也不会有太多损失，受害人都已高龄，人数也不多。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些人去世的话，日本就算愿意进行经济赔偿，也找不到对象，届时经济账和道德账都是负效应。另外，中国当年连巨额的战争赔偿都可以放弃，难道还会无限度地索赔吗？
据《朝日新闻》报道，野田内阁时期曾同韩国就慰安妇问题几乎达成共识。具体做法是，驻韩国大使向慰安妇当面道歉，日韩首脑举行会谈，日本政府出资进行人道救援。关于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的立场是1965年日韩关系正常化谈判中已经解决了。野田内阁的方案是在坚持这个立场的基础上的妥协方案，与小渊惠三时期5亿日元的亚洲女性基金的做法类似。这是为了地区和解的意愿，也是具体操作的灵活性的体现，很遗憾最后没有实现。
实现和解也需要中韩努力
作为侵略战争受害者，中韩无疑在道义上有制高点，但要实现东北亚的真正和解，需要弱化受害者心态，并对日本为和解作出的努力予以积极回应。
首先，对于历史问题的基本态度，要从追求道歉向确认事实重点转移。正如中国前总理温家宝2007年访问日本时在日本国会所说的，日本领导人已经对此多次道歉反省。今年9月，日本新任驻华大使也在中国媒体上表达了道歉。现在的问题不是日本没有道歉，而是有一部分人不承认历史，但这些人并不代表广大民意。面对这样的现实，让已经道歉的人继续道歉就会损伤民意，恶化舆论空间，重点应当要对不承认历史事实进行追究。对那些完全否定侵略历史的人，必须坚决反对。
而那些在具体史实尚有争论的问题，继续历史考证固然重要，采取以情感人的办法可能会更加有效。犹太人对纳粹德国大屠杀的态度可供借鉴。对于二战中大约600万犹太人被屠杀的数字，学术界存在争论，但犹太人的回应方法很聪明，提出这不是数字的问题，因为使用数字事实上是对牺牲者的非人道化对待。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梦想和希望，有亲人，有孩子，艺术家、学者、医生、律师，如果他们活着的话，会对社会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呢？这样的道德诘问，会让数字争论变得很可笑，和解的可能性也会增大。
其次，在历史问题上批评日本，不如同日本一道对日本的历史错误进行总结。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韩共同历史研究为什么进展不理想，原因就是双方过度关注具体史实，而没有把重点放在为什么及日本当时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作出错误的决策、当时的国际形势如何、经济危机的影响如何等原因的探究上。这样的知识性努力具有普遍性，而不是建立在对日本特殊性批评的感情化基础之上。
大屠杀悲剧的土壤在于社会的不宽容，德国的历史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同样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不宽容呢，就需要对人类如何不犯同样的错误进行普遍性的反思。我参观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时，对美国方面翔实地分析日本为什么发动攻击的当时国际形势、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变化背景的展示而不是单纯地展示战争的残酷印象深刻。后来才得知，美国国防部专门设有历史局，这样的反思具有普遍意义。
最后，强化民间纽带的作用，特别是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著名指挥家小泽征二在今年9月接受采访时说，“中日关系政府可能关系冷淡，但我完全感觉不到。”中日关系重要的是每个人之间的关系。日美之间活跃着很多的民间团体，他们在推动日美关系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中日之间尽管民间外交一直被称为传统，但基本属于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民间交往，当然这也需要中国的公民社会真正发展才能发挥外交作用。
美日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通过法律方式解决了历史问题，但今天的日美关系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双方之后几十年的和解进程。法律方式在解决历史问题上的能力有限，只有真正的和解，中日关系才能结束过去面向未来。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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