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割礼斗争，从改变思想开始

    1974年到达塞内加尔后，我在捷斯旁边的小村庄住了3年。在这里，我发现缺乏基本的医疗常识会造成很多没必要的疾病、悲剧和死亡：村里的两个孩子因为脊髓灰质炎而成了跛子；寻常的伤口感染导致住院治疗；麻疹的病例随处可见；众多婴儿因为脱水而死去。也是在这里，我逐渐明白，为什么发展援助项目经常遭遇失败。

    为了尝试一种不同的方式，我和塞内加尔的村民共同设计了一个基础教育项目。1991年，我设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托斯坦，来继续这项工作。在这个项目中，从未进过学校的村民第一次明白为什么疫苗很重要，如何应对伤口，如何应付腹泻才不致于脱水或死亡。

    1996年，我们有了真正的突破。我们在教育项目中增加了市民的权利与责任。教育的结果让社会转型成为了可能。

    塞内加尔的一些习俗让局外人很难接受。我必须强行抑制对女孩接受割礼的叹息。每当看到这一幕，我都会感到愤怒。凭着一腔愤怒，你可能会拯救一个或几个女孩。但是，如果你让村民们认识到这种文化的古怪，你就有可能让这种恶习彻底消失。我们在塞内加尔国内超过6500个社区宣传停止割礼，同时呼吁停止强迫的婚姻和娃娃婚。

    这是发展的另一种方式。当人们用现代的手段获得正面的信息，社会的改变就不再遥不可及。这些信息应该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传达、专门为他们设计，并且能够帮助这些从未读过书的人建设一个更好的未来。

    今天，我们在8个非洲国家，用22种语言运作为期三年的非官方的教育项目。我们的社区营造计划涵盖了那些与农村社区直接相关的主题。我们相信，为了让计划获得持续的成功，需要的是基础教育，并且需要用人们可以接受并且能够让村民参与进来的方式，将对话转变为思想的变化和积极的行动。

    这个计划还包含着我们称之为“发展中的同情心”的内容，这经常在发展中世界被遗忘。人们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愚昧行为震惊，他们愤怒地对着受害的人们嘶吼“这是错的！”或者“立刻停止这种行为！”然而，我们提倡的是系统的变化，仅仅告诉人们怎么做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的组织已经运行了22年，我们面临过很多挑战也犯过很多错误。作为结果，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今天所做的事，不是来源于冗长和沉重的论证，而是来源于在当地大树下、篝火旁，与村民的谈心。

    我们的计划中有四个关键的要素。首先，从人的基本权利开始，让人们底气十足地争取健康生活的权利。第二，设身处地从人民的立场出发，在了解他们的历史、语言、文化和习俗时，要心怀同情和尊重。第三，不要强迫他们改变，而是要夯实引进新思想的平台，然后让人们自己决定他们愿意做出怎样的改变，以及何时做出改变。如果从最开始你就否认他们的做法，你会被抵制。最后，要记住解决问题的方案已经存在于社区中间，你的工作只是帮他们将答案找出来。

    一位明智的村庄首领曾经告诉我，“即使你知道答案，你知道怎样做是对的，你最好也让人们自己来发现答案。”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