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怎么了?
作者 贾里德·伯恩斯坦 译者 古雷
《
青年参考
》(
2013年10月30日
4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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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政府关门及债务上限困境暂时得到解决,但几个月的喘息之后,自我强加的最后期限会再次发难。你一定也觉得纳闷:美国到底怎么了?
国外的朋友和观察家不断地问我同样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拥有大量美债的亚洲银行都表达了担心,这也可以理解。一位英国批评家说,“当代华盛顿的堕落令外人倒抽一口气。”而中国媒体主张建立一个“去美国化的世界”,包括一种“取代美元霸权的新国际储备货币”。
外国人尤其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奥巴马医改计划会卷入最新的这轮瘫痪。他们对医疗改革的看法与我相似:这不过是一个融合公共和私人福利的技术解决方案。这个改革医疗体系的计划怎么可能导致政治人物自愿的债务违约?
我想,对于美国怎么了的问题有不少回答。我的读者知道我的回答:这是财富集中和金钱政治大杂烩的产物,而这种充满毒害性的产物无疑是美国独有的。这种组合阻碍了我们制定恰当的政策直面挑战,而且会让已经发生的麻烦升级,比如没完没了的财政争执总是跟公共债务和赤字的口头争论扯不清。实际上,这与我们的实际财政挑战毫无关系(奥巴马的医疗改革反而有助于我们应对这些挑战)。之所以说它们是“口头的”,那是因为它与实际解决方案无关,比如减税和缩减政府开支。
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往往是,我们的国家和选民早已深度分化。这方面有确凿的证据,但请允许我说,这个解释有些勉强。我想知道,这是不是我前面提到的金钱政治大杂烩的必然结果。我想知道,这种分化到底有多深。我还想知道,如果有诚实面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领导人,这种状况会不会较快改变。
美国的经济把大片人甩在了后面。纵观历史,每当这种时候,各种煽动者就会冒出来。这次也是如此,财富不仅买得到保护他们的政策,而且也能收买“智库”、研究结果以及媒体报道。
在政治权力的最高层,不平等、不流动、工资停滞、贫困率令人难堪、劳动市场低迷,都被归咎于技术和全球化的力量。即使进取的领导人都不知道,除了重新分配,还有什么办法能扭转这股潮流。
如果你认为,这一切听起来太轻巧,那么问问你自己:为什么我们刚刚经过了瘫痪,政策辩论却没有向能够解决问题的经济方案前进,反而仍然专注于赤字和债务?
让我们试想一个讨论的平台,它不是建立在减少预算的基础上,而是专注于让更多人找到体面的工作,提高最低工资,增加就业支持,改善生产和贸易政策,以及提出有助于充分就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这样的计划成本并不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们付出的代价会更多。
我能理解,为什么世界对美国现在的处境和将来的走向很紧张。但我不相信,我们的选民已经分化到无法转向的地步。我们应该做的,是给人民更好的选择。
美国《赫芬顿邮报》
最近的政府关门及债务上限困境暂时得到解决,但几个月的喘息之后,自我强加的最后期限会再次发难。你一定也觉得纳闷:美国到底怎么了?
国外的朋友和观察家不断地问我同样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拥有大量美债的亚洲银行都表达了担心,这也可以理解。一位英国批评家说,“当代华盛顿的堕落令外人倒抽一口气。”而中国媒体主张建立一个“去美国化的世界”,包括一种“取代美元霸权的新国际储备货币”。
外国人尤其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奥巴马医改计划会卷入最新的这轮瘫痪。他们对医疗改革的看法与我相似:这不过是一个融合公共和私人福利的技术解决方案。这个改革医疗体系的计划怎么可能导致政治人物自愿的债务违约?
我想,对于美国怎么了的问题有不少回答。我的读者知道我的回答:这是财富集中和金钱政治大杂烩的产物,而这种充满毒害性的产物无疑是美国独有的。这种组合阻碍了我们制定恰当的政策直面挑战,而且会让已经发生的麻烦升级,比如没完没了的财政争执总是跟公共债务和赤字的口头争论扯不清。实际上,这与我们的实际财政挑战毫无关系(奥巴马的医疗改革反而有助于我们应对这些挑战)。之所以说它们是“口头的”,那是因为它与实际解决方案无关,比如减税和缩减政府开支。
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往往是,我们的国家和选民早已深度分化。这方面有确凿的证据,但请允许我说,这个解释有些勉强。我想知道,这是不是我前面提到的金钱政治大杂烩的必然结果。我想知道,这种分化到底有多深。我还想知道,如果有诚实面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领导人,这种状况会不会较快改变。
美国的经济把大片人甩在了后面。纵观历史,每当这种时候,各种煽动者就会冒出来。这次也是如此,财富不仅买得到保护他们的政策,而且也能收买“智库”、研究结果以及媒体报道。
在政治权力的最高层,不平等、不流动、工资停滞、贫困率令人难堪、劳动市场低迷,都被归咎于技术和全球化的力量。即使进取的领导人都不知道,除了重新分配,还有什么办法能扭转这股潮流。
如果你认为,这一切听起来太轻巧,那么问问你自己:为什么我们刚刚经过了瘫痪,政策辩论却没有向能够解决问题的经济方案前进,反而仍然专注于赤字和债务?
让我们试想一个讨论的平台,它不是建立在减少预算的基础上,而是专注于让更多人找到体面的工作,提高最低工资,增加就业支持,改善生产和贸易政策,以及提出有助于充分就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这样的计划成本并不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们付出的代价会更多。
我能理解,为什么世界对美国现在的处境和将来的走向很紧张。但我不相信,我们的选民已经分化到无法转向的地步。我们应该做的,是给人民更好的选择。
美国《赫芬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