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后我宁愿遗体被解剖

    我第一次开始思考，死后的身体将会怎样

    1993年，我上七年级。当时玛丽·C·威尔逊和格洛莉亚·斯泰纳姆创立的女性基金会，推出了名为“带女儿去上班”的活动，旨在向年轻女性展示一个超越性别的广阔世界。对我来说，活动成功完成了使命。

    作为“意外之喜”，它促使我以另一种角度思考自己身体的意义。“上班”第一天，许多同学和父母一起坐在整洁的办公室里，而我被带进尸检室，看着身为病理学家的父亲解剖死人。

    被解剖的男子是位头发斑白的农民，送进地下室时还穿着长袖衬衫和背带牛仔裤。这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但爸爸甚至不记得把我带进过解剖室。“我这样做了吗？”他用不相信的语气笑着问，“我带你去验尸？真的？”无论他记得与否，这段经历在我心中记忆犹新，那位农民是我人生中见过的第一具尸体。

    我记得，当时自己穿着超大号的手术服，裤脚卷起一大截，站在寒冷的房间里看着父亲。他穿与我同样的衣服，跟死者的裤子较劲。当爸爸终于把那个男人脱光，将他赤裸的身体放在金属床上，我仿佛看到了男人的微笑。

    我记得，爸爸把带轮子的床推到屋子中央，将尸体转移至解剖台，放置在强光下。每做一个步骤，我都能听到爸爸用录音机录下娴熟的专业术语。虽然不能理解那些外语般陌生的词汇，但我现在仍能回想起一些。

    我记得尸体上有个Y字形切口，尤其记得爸爸用史赛克电锯锯开尸体肋骨的外侧，然后像掀盒盖似的打开他的胸。那一刻我心生怀疑，这个人真是我父亲吗？ 

    尸检结束后，爸爸用戴手套的手，向我展示两个从农民心脏里取出的可怕的血块，同时认真地解释它们之间的区别——小的那个是死前的血液凝块，大的那个是死后形成的。前者血细胞混合，物质分布均匀，因为形成血块时血液仍在流动；后者血细胞分离成黄色和红色的血层。只要发现死前形成的血块，并得到显微镜证实，我们就能得出结论：农民因心脏病发作而身亡。

    我不记得当时是否有过害怕或不适，反倒因面前的场景而产生敬畏之情。爸爸的工作，以及人死后可能发生在其身上的事，都深深印在了脑海。我第一次开始思考，死后我的身体将会怎样。

    我想知道“我”的去向

    现在，距离那天已有20年了，虽然我还年轻且身体健康，但总是边重温当时的情形，边思考自己死后身体会发生什么。人类有独特的思考能力，凭借这种能力我们了解生与死的区别。

    我们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无论做什么，无论人生路线是曲折还是坦荡，生命总有一天会结束。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后，我开始思考“我”会去往何方。

    很多人通过轮回转世的信念来接受死亡，但我并不相信这些，我既不赞同号称能预防衰老的专家观点，也不会耐心等待未来学家口中的“神迹”。对我来说，两者都是在宗教或科学旗号下逃避死亡的做法。

    我考虑的是躯壳的去向。当我死了，我“有血有肉”的身体会怎样？如果确保自己对身体有了发言权，我会深感安慰。

    死后被立即火化，或是封进昂贵的盒子里，这两个主意都不能让我满意。据我了解，这种长期以来存在的文化为的是安抚后人。对于我，身体在这两种情况只是被浪费了。到达最后的安息地之前，我希望自己的身体是有用的。

    要让我的死亡为活着的人创造更好的生活，其中一个选择是捐献身体，把包括眼角膜、皮肤、心、肾、肺在内的各种器官，都捐给需要的人。我已进行了器官捐献登记，获得了一枚印在驾照上的红色心形图案。

    不过最近，我忽然觉得这还不是最有意义的捐赠，巧合的是，我的驾照也要在今年年底换本了。

    让身体成为献给解剖学的礼物

    最近我写了篇短文，内容是在医学等研究上使用遗体的不同方式。采访相关科学家和医生时，我意识到自己提出的问题不只以写作为目的，潜意识中，我是在替自己咨询遗体能被如何利用。后来，我决定将身体作为献给解剖学的礼物。

    在采访中我学到的是，只有真实的尸体才能满足研究所需，完美替代物是不存在的。机器人模型和碰撞测试中的假人也许能应用在特定领域，但就连用来设计这两者的数据，都是从尸体上收集而来。解剖是复杂的，没有真实的身体就不能得出信息，连替代品也无法制作。

    然而捐赠的遗体永远不够用。在一些年份，研究人员用手头的遗体凑合着，但研究需要总得不到满足。想获得遗体需要突破重重障碍：必须经过捐赠者家人的同意；一个国家和地区内存在多种法律；某些遗体不适用于所有领域等。

    并不是每套捐赠程序都能顺利进行，想保证身体被用于研究，最好通过国家解剖委员会或医学院捐赠。

    许多领域都需要尸体以供研究。例如，对损伤进行研究的生物力学家就要了解人是怎样受伤的，从而寻找预防之道。科学家们会进行控制测试以了解尸体可以承受的力度，然后用这些数据制成模型或假人，再完善和测试安全防护装备。

    我认识到，我的身体可以帮助提高汽车安全带的性能，或是设计更安全的火车座位。我的脑袋可能会给头盔设计师提供灵感，为剧烈运动中的橄榄球运动员，或是爆炸现场的士兵减轻脑损伤几率。

    研究完成后，如果家人希望留下我的骨灰，我不介意它被撒在我曾爱过的地方。如果他们不要，我也会荣幸地与其他无人认领的捐赠者一起，获得一块牌匾、一棵树，或一场隆重的年度盛典。

    死后遗体的多种选择

    法医也需要用到尸体。少数几所大学会将捐赠者遗体埋入地下，或放置在偏僻的树林里。然后，科学家们会记录苍蝇、皮蠹甲虫和其他食腐动物食用尸体直至露出骨头所花的时间。我想这是种不同的轮回，让身体成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虽然看似令人不快的结局，但得出的数据可以帮助法医推测死亡和受伤时间，让执法者顺利解决谋杀案。

    如果选择这条路，我的身体可能会用来重建一个特定的犯罪现场——吊死在森林中，或是塞在汽车后备箱里，这将有助于法医判断案发时的情况，帮助警察将罪犯绳之以法，就像我父亲曾经做的。也许这还会给悲痛的家庭带来一丝安慰。之后，我的骨架会被当作证据收存起来，偶尔也可能被征用于骨骼老化研究。

    这些都可以使身体变成有价值的遗产，但有关遗体捐赠还有个更好的选项，我认为这项具有悠久传统的医学培训，更适合我死后的身体——每名医学专业的学生都需要在第一年的解剖课程中，解剖一具尸体。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病人，也可能是他们看到和接触过的第一具尸体。

    我被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学生告知，他们与第一具尸体之间的关系很特殊。尸体提供给了他们从别处无法得到的知识，学生们会对这份特别的礼物怀有敬畏和感恩。“你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获，在此过程中，你会对面前这具尸体产生崇敬之情，会以不同的角度来欣赏眼前的‘人’。”我采访的一名医生说。

    听他这么说，我很可能选择让自己的身体去教授未来的医生脊椎穿刺和排除阑尾炎，另一名外科医生或许会从我这里学会如何解剖手内神经，又或是一名病理学家发现了血块之间的差异。

    让活着的人选择身后事，是个沉重的决定，许多人不愿考虑和谈论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我选择采取积极态度，并庆幸能有这样的机会。尽管我还未做出最后的决定，不过一所医学院的遗体捐献申请表已放在了我的电脑桌上。

    也许，今年12月31日——驾照到期的日子，也是我的生日——我将重新填好申请，然后寄出去。

    （本文作者系科普作家、美国《大众科学》杂志特约编辑）

    □美国《万古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