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乃至死亡不曾令她退缩
马拉拉：因渴望知识而伟大
作者 [美] 玛丽·阿拉纳 译者 陈荣生
《
青年参考
》（
2013年10月30日
32
版）
 |
《我叫马拉拉》（I Am Malala），利特尔·布朗出版社出版2013年10月，352页。 |
面对暴力乃至死亡，马拉拉·优素福·扎伊从未放弃自己对知识的渴望。怎样的经历，令出身于巴基斯坦乡村教师家庭的她，成为这个时代最年轻的英雄？
如果问社会学家，应该怎样终结全球贫困？他们一定会告诉你：给女孩子提供教育，在10至14岁这个稍纵即逝的时间段里“抓住”她们，就可以看到显著的变化：人均收入上升，婴儿死亡率下降，经济增长加快，艾滋病感染率下降……童工和童婚会变得不那么常见，受过教育的母亲也会懂得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她们还会更擅长精打细算——去年，世界银行估计，如果肯尼亚的文盲女孩都得到教育，这部分人能为该国的GDP贡献27亿美元。
无论新兴国家是否理解，女孩子是它们最具潜力的未开发资源之一。正如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曾经说过，教育她们，“可能是发展中国家中回报最高的单一投资。”
马拉拉·优素福·扎伊的人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上述论断的合理性。她是来自巴基斯坦斯瓦特峡谷的普什图族女孩，母亲是文盲。马拉拉在父亲的学校里长大，11岁时就阅读了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还因为出色的演讲水平获奖。
然而，噩运很快降临。强硬派伊斯兰分子占领了山区，实行高压统治，把男孩训练成恐怖分子。去年10月一个闷热的日子里，塔利班士兵揽下一辆校车，怒喝：“谁是马拉拉？”，随后直接对准后者的脸扣动扳机，原因只是：她公开表示，上帝赋予她上学的权利。
尽管与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失之交臂，刚出版的回忆录《我叫马拉拉》中的一幕幕依然扣人心弦。该书是马拉拉与英国资深记者克里斯蒂娜·兰姆合著的。克里斯蒂娜对巴基斯坦有着洋溢的激情，能够质朴、清晰地呈现其复杂的历史，所以，这部回忆录之所以值得一读，不仅是因为其生动的情节，还在于其揭示的、未得到开发的年轻女性的力量。
成长在极端主义阴影下
回忆录以马拉拉之父齐亚乌丁的故事为起点。齐亚乌丁是阿訇的儿子，从小就得到熏陶，深爱学习，有着坚定不移的正义感，献身于保护知识。像巴基斯坦创始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那样，齐亚乌丁相信，除了剑和笔，还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女性。因此，当女儿展现出聪明好问的良好品性，他不顾旁人的成见，像抚养男孩那样把她养大。
齐亚乌丁最大的抱负就是建立一所像样的学校，让孩子们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自身的潜力，逐渐长大成人。不过，马拉拉于1997年出生时，父亲的学校已深陷困境：他拒绝贿赂极度腐败的政府官员，他针砭时弊的举动冒犯了保守宗教势力，塔利班一次又一次地登门骚扰，先是言词恫吓，逐渐发展到刀枪相向。马拉拉10岁的时候，激进分子已经从斯瓦特峡谷一路渗透到伊斯兰堡，斩下了多名警察的首级，还把血淋淋的头颅高挂在路边。
“我一直有阅读《暮光之城》系列小说，”马拉拉回忆，“在我们看来，塔利班都是在夜间到达，就像吸血鬼一样。他们成群结队地出现，手持大刀和苏制冲锋枪……这些长相古怪的男人，留着凌乱的长发和胡须，在宽松的民族服装外面套上迷彩马甲，裤子不长，让踝关节露出来。他们脚上穿的是跑步鞋或者廉价的塑料拖鞋，有时把袜子套在头上，只留下眼洞，而且把脸孔涂得脏兮兮的，一直涂到头巾两端。”
随着学校遭到炸弹袭击，曾是渡河滑轮操作工的极端分子毛拉纳·法兹鲁拉得势，成了塔利班的忠实爪牙，在斯瓦特峡谷建立起恐怖统治。法兹鲁拉强令关闭女校，公开赞扬杀害舞女的行为。一天，他的手下抓住了一名教师，原因是，此人拒绝像塔利班成员那样，把裤脚拉到踝关节以上。“伊斯兰教里从没有这种要求，”那位教师哭着为自己辩护。
“他们绞死了他，”马拉拉平静地讲述，“之后又射杀了他爸爸。”
从不遮掩自己的面庞
尽管身边的环境如此恐怖，马拉拉和她的家人并未就范。齐亚乌丁向每一个人宣讲自己的理想，正直和勇敢让他在整个地区出了名。至于马拉拉，她学会了把书藏在披肩下去上学，成绩依旧出众，还频频拿着父亲帮忙写成的稿件，代表教育界发表公开演说。12岁的时候，她已经细读了《安娜·卡列尼娜》以及简·奥斯汀的多部小说，同一年，她以“古尔魔界”为博名，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的博客上，发表了第一篇有关她的经历的博文。
2009年，马拉拉一家在“普什图族历史上最大的外逃潮”中短暂移居白沙瓦。在那里，马拉拉接受电台采访，会见了美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继续挺身而出，为女童教育鼓与呼。接下来的逃亡路上，他们路过阿伯塔巴德，无法想象本·拉登也曾在那里避难。最后，他们又回到了家乡，发现心爱的学校已成为巴基斯坦军队抵抗塔利班的前哨。
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的情节：一位15岁的少女承受了无情的子弹。也许，除了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很难想象出一段更加动人的编年史了。谢天谢地，两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世界永远失去了安妮，而由于某种奇迹，我们仍然拥有马拉拉。头部中弹的她面目全非，先是被送往白沙瓦，然后被送往拉瓦尔品第，最后转到英国伯明翰。那里的医生重建了她受损的颅骨，修复了她千疮百孔的面庞，然而，马拉拉的笑容注定不会跟从前一样了。
这个女孩从不遮掩自己的脸：被塔利班威逼恐吓时，她没有遮掩；历尽艰辛并于今年7月在联合国发言时，她也没有遮掩，为的只是堂堂正正地将自己的渴望和他人分享。
“从英国传来了好消息，”一度绝望的马拉拉的父亲，讲述自己是如何盼来了女儿的消息。多少个日夜过去，一名军官突然前来报喜。“很高兴，我的女儿活下来了。”
“是我们的。”马拉拉在书中更正道。此刻的她，已经成了一个国家的女儿。
马拉拉·优素福·扎伊更是属于全世界的，她代表了女孩的普遍可能性。
（美国《华盛顿邮报》）
面对暴力乃至死亡，马拉拉·优素福·扎伊从未放弃自己对知识的渴望。怎样的经历，令出身于巴基斯坦乡村教师家庭的她，成为这个时代最年轻的英雄？
如果问社会学家，应该怎样终结全球贫困？他们一定会告诉你：给女孩子提供教育，在10至14岁这个稍纵即逝的时间段里“抓住”她们，就可以看到显著的变化：人均收入上升，婴儿死亡率下降，经济增长加快，艾滋病感染率下降……童工和童婚会变得不那么常见，受过教育的母亲也会懂得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她们还会更擅长精打细算——去年，世界银行估计，如果肯尼亚的文盲女孩都得到教育，这部分人能为该国的GDP贡献27亿美元。
无论新兴国家是否理解，女孩子是它们最具潜力的未开发资源之一。正如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曾经说过，教育她们，“可能是发展中国家中回报最高的单一投资。”
马拉拉·优素福·扎伊的人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上述论断的合理性。她是来自巴基斯坦斯瓦特峡谷的普什图族女孩，母亲是文盲。马拉拉在父亲的学校里长大，11岁时就阅读了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还因为出色的演讲水平获奖。
然而，噩运很快降临。强硬派伊斯兰分子占领了山区，实行高压统治，把男孩训练成恐怖分子。去年10月一个闷热的日子里，塔利班士兵揽下一辆校车，怒喝：“谁是马拉拉？”，随后直接对准后者的脸扣动扳机，原因只是：她公开表示，上帝赋予她上学的权利。
尽管与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失之交臂，刚出版的回忆录《我叫马拉拉》中的一幕幕依然扣人心弦。该书是马拉拉与英国资深记者克里斯蒂娜·兰姆合著的。克里斯蒂娜对巴基斯坦有着洋溢的激情，能够质朴、清晰地呈现其复杂的历史，所以，这部回忆录之所以值得一读，不仅是因为其生动的情节，还在于其揭示的、未得到开发的年轻女性的力量。
成长在极端主义阴影下
回忆录以马拉拉之父齐亚乌丁的故事为起点。齐亚乌丁是阿訇的儿子，从小就得到熏陶，深爱学习，有着坚定不移的正义感，献身于保护知识。像巴基斯坦创始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那样，齐亚乌丁相信，除了剑和笔，还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女性。因此，当女儿展现出聪明好问的良好品性，他不顾旁人的成见，像抚养男孩那样把她养大。
齐亚乌丁最大的抱负就是建立一所像样的学校，让孩子们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自身的潜力，逐渐长大成人。不过，马拉拉于1997年出生时，父亲的学校已深陷困境：他拒绝贿赂极度腐败的政府官员，他针砭时弊的举动冒犯了保守宗教势力，塔利班一次又一次地登门骚扰，先是言词恫吓，逐渐发展到刀枪相向。马拉拉10岁的时候，激进分子已经从斯瓦特峡谷一路渗透到伊斯兰堡，斩下了多名警察的首级，还把血淋淋的头颅高挂在路边。
“我一直有阅读《暮光之城》系列小说，”马拉拉回忆，“在我们看来，塔利班都是在夜间到达，就像吸血鬼一样。他们成群结队地出现，手持大刀和苏制冲锋枪……这些长相古怪的男人，留着凌乱的长发和胡须，在宽松的民族服装外面套上迷彩马甲，裤子不长，让踝关节露出来。他们脚上穿的是跑步鞋或者廉价的塑料拖鞋，有时把袜子套在头上，只留下眼洞，而且把脸孔涂得脏兮兮的，一直涂到头巾两端。”
随着学校遭到炸弹袭击，曾是渡河滑轮操作工的极端分子毛拉纳·法兹鲁拉得势，成了塔利班的忠实爪牙，在斯瓦特峡谷建立起恐怖统治。法兹鲁拉强令关闭女校，公开赞扬杀害舞女的行为。一天，他的手下抓住了一名教师，原因是，此人拒绝像塔利班成员那样，把裤脚拉到踝关节以上。“伊斯兰教里从没有这种要求，”那位教师哭着为自己辩护。
“他们绞死了他，”马拉拉平静地讲述，“之后又射杀了他爸爸。”
从不遮掩自己的面庞
尽管身边的环境如此恐怖，马拉拉和她的家人并未就范。齐亚乌丁向每一个人宣讲自己的理想，正直和勇敢让他在整个地区出了名。至于马拉拉，她学会了把书藏在披肩下去上学，成绩依旧出众，还频频拿着父亲帮忙写成的稿件，代表教育界发表公开演说。12岁的时候，她已经细读了《安娜·卡列尼娜》以及简·奥斯汀的多部小说，同一年，她以“古尔魔界”为博名，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的博客上，发表了第一篇有关她的经历的博文。
2009年，马拉拉一家在“普什图族历史上最大的外逃潮”中短暂移居白沙瓦。在那里，马拉拉接受电台采访，会见了美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继续挺身而出，为女童教育鼓与呼。接下来的逃亡路上，他们路过阿伯塔巴德，无法想象本·拉登也曾在那里避难。最后，他们又回到了家乡，发现心爱的学校已成为巴基斯坦军队抵抗塔利班的前哨。
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的情节：一位15岁的少女承受了无情的子弹。也许，除了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很难想象出一段更加动人的编年史了。谢天谢地，两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世界永远失去了安妮，而由于某种奇迹，我们仍然拥有马拉拉。头部中弹的她面目全非，先是被送往白沙瓦，然后被送往拉瓦尔品第，最后转到英国伯明翰。那里的医生重建了她受损的颅骨，修复了她千疮百孔的面庞，然而，马拉拉的笑容注定不会跟从前一样了。
这个女孩从不遮掩自己的脸：被塔利班威逼恐吓时，她没有遮掩；历尽艰辛并于今年7月在联合国发言时，她也没有遮掩，为的只是堂堂正正地将自己的渴望和他人分享。
“从英国传来了好消息，”一度绝望的马拉拉的父亲，讲述自己是如何盼来了女儿的消息。多少个日夜过去，一名军官突然前来报喜。“很高兴，我的女儿活下来了。”
“是我们的。”马拉拉在书中更正道。此刻的她，已经成了一个国家的女儿。
马拉拉·优素福·扎伊更是属于全世界的，她代表了女孩的普遍可能性。
（美国《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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