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不新，传统媒体才另类

    以分散化、个人化为特征的新媒体及相应的信息传播形式，其实古已有之。对信息进行中央控制式处理的传统媒体，反而是工业化时代催生的异类。

    几年前，我失手打破了一面大镜子。在破碎的玻璃和木镜框之间，一份1925年7月11日的《每日邮报》现身了。阅读这薄薄的报纸是一堂很有启迪意义的课：在保持与古人几近相同的行为和观念的同时，我们却相信，自身正在从事的一切都是史无前例的。

    调查显示，直到今天，不少英国人仍对美国南部盛行神创论感到震惊，就解决牛结核病这种小问题的最佳方法疯狂地争论。汤姆·斯丹迪奇充满活力的新书《写在墙上》，呈现了很多类似的、似曾相识的时刻。全书的核心主张是：被现代人当成时髦玩意儿的社交媒体，其实是古人早已熟悉并认可的东西。换言之，我们只是在重复过去的轨迹。

    古罗马人发明了互联网？某种意义上如此。在斯丹迪奇看来，庞贝古城墙上的涂鸦等于“发帖”，用于传送信息的蜡片则是古代的iPad。有趣的是，在被技术变革驱动的棘轮效应作用下，怀疑论者总以一成不变的方式皱起眉头，抱怨“辩论的堕落”与道德受到的伤害。苏格拉底就认为，人们在面对大量信息时，会变成“很多事情的听众，学不到任何东西，显得无所不知，但实际上一无所知。”1641年，英国出版同业工会也曾忧心忡忡地指出，“眼下，任何无知的人都可以利用报纸，让他们空闲脑袋里的幻想大行于世”。

    当然，仅用互联网来证明历史正在重复其自身，依然远远不够。但无论如何，斯丹迪奇的中心论点还是说得通的。他认为，电视、报纸等为你我熟悉的大众媒体，反倒是一种异常的信息传播模式，是与工业化的历史阶段紧密相连的。新媒体崛起后，对信息的中央控制式处理逐渐让位于以无数个人为载体的分散式处理，由此可知，旧的信息传播模式正在恢复。

    伦道夫·赫斯特和罗瑟米尔勋爵分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人物，他们做了大量研究，以确定何种信息能够到达普通人那里。根据他们的结论，古时候，新闻、谣言和智慧都是平行传播的，而且更倾向于在那些拥有共同爱好、忌讳和利益的人群中传播。早期的基督徒发出的信件，都是先抄写，然后在纸上附上意见，之后再继续往下传递。英国都铎王朝的朝臣在交换札记书的时候，是允许在上面保留或添加八卦和诗歌片段的。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党印制街头小册子，在同情者手中传递，并以相似的途径对保皇党加以回击。

    19世纪以后，印刷机和电报令范式转变。前者意味着每天可以印制成千上万份报纸，后者则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从而能够让新闻（主要是指内容）更抓人眼球，更有利可图。一连串的技术变革从此接踵而至，从无线电报到无线电话、收音机，最后再到电视。到了这个阶段，主要的媒体平台便逐渐被集中到极少数的、富有的人手中了。

    现在情况又不一样了。有电脑的人都可以公开自己的想法，在线讨论区本质上和古代的小酒馆差不多。21世纪的我们担忧，不法之徒能藉此扩散谬见，甚至是危险的思想。

    那么，世界就这么绕回原点了吗？难道“脸谱”不优于普通书籍吗？通讯的全球化和瞬时化也大大加快了信息流通速度。当年，出版物的猛增，导致了信息传递的质变，大众媒体由此诞生。推而广之，互联网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还是有可能给现代人带来新事物的。

    让我们等着瞧吧。与此同时，斯丹迪奇给读者有益的提醒：不管物质环境如何变化，人的行为都趋于稳定。大家都是社会人，即使媒体高高在上，我们也可以让它们变得社会化——想想流行的肥皂剧在播出后被津津乐道的情景就会理解了。如果认为技术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大局，那就是误入了思维陷阱。技术，只是反映我们的需求和愿望的人造物。

    简而言之，如果古人果真使用了类似iPad的物品，那无非是因为他们是容易令人分心的八卦新闻的爱好者，有太多闲言碎语想和别人倾诉——跟我们实在没多大区别。

    （英国《卫报》）

    关于作者：汤姆·斯丹迪奇，英国记者、作家，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任《卫报》科技作家和《经济学家》编辑，现为《经济学家》网站主编，已出版《土耳其人：18世纪国际象棋运动员的生活和时代》、《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互联网》、《海王星文档》、《多重视角看世界历史》、《未来的技术》、《可食用的人类史》等5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