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生命意味着什么

    5年来，我往返于自己在加利福尼亚的家和父母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他们已年逾80。

    父亲杰弗里退休前是卫斯理大学的教授。79岁时，他患了严重的中风。一年后，为了缓解心跳过慢的情况，他装了起搏器以维持心脏跳动。他经常对母亲说，“我活得太久了。”

    2006年夏天到来之际，他已经84岁了，我突然意识到也许当初不应该给他安装起搏器。我深爱的人即将变成盲人，成为痴呆。他已经不知道餐巾是用来做什么的。我要教他如何在穿鞋前先脱掉拖鞋。6月，他一整周时间都在反复刷牙。8月，他出现了脑出血，在车道旁晕倒，住院治疗了一周，期间又出现了认知困难。回家后，他问弟弟迈克，为什么起居室里堆满了树叶。

    到了冬天，我开始担心母亲会不会因为无休止地照顾他而累倒。“我感到自己的人生完了。”她在日记中写道，“这生活太糟糕了，而我已经坚持了5年。有时真希望他早点去世，这样我就自由了。”那时我对起搏器知之甚少，我也不明白因为技术进步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法律和道德困境。我不知道关掉起搏器会被视作杀人，还是严重的疏忽，抑或者只是仁慈。我有很多疑问，却找不到答案。我对自己的想法感到内疚和害怕。然而，在内心深处，我怀疑给父亲安装的这个小机器会让他无法自由选择死亡。

    2007年1月，我采访了克利夫兰诊所的女医生卡特里娜·布拉马斯提。她是位生命伦理学家，当很多家庭发现自己面对先进的医疗设备而无所适从时，她就成了裁决人。

    向她进行咨询的大多数问题包括，医生和家人关于治疗或停止治疗濒死的患者，是否使用药物、饲管或呼吸机来维持生命而产生冲突。在重症监护室，没有自然死亡一说，没有人能安详地接受死亡。有时，医生希望继续治疗，而家属希望放弃治疗。有时，即使医生和家属都认为治疗是一种折磨、浪费和无望的挣扎，医生也会坚持做完所有的事。

    曾出现过很极端的例子，几乎发狂的丈夫和父亲持枪冲入重症监护室，希望拔掉濒死的孩子的呼吸机，或冲着昏迷的妻子头部开枪。对一个人进行不必要的生命延长会给医院造成30万美元的损失。但如果使用了过多吗啡，或没有尽力去维持生命，儿女们又会上诉，控告医生做得不够，地方法院将其视作过失杀人。

    上帝的意愿是不是让我们尽力延长生命，不管自己所爱的人承受什么痛苦？不接受治疗是不是自杀？不给予治疗是不是谋杀？在这些道德和法律的困境中，家属们通常感到无力。20多年来，很多家庭对重症监护室里残忍而不圣洁的死亡多有抱怨。

    最近，布拉马斯提发现一个新问题，直接影响了我们家庭的困境——要不要拆掉我父亲的起搏器。起搏器会维持他的生命，但是他的痴呆病情会加重。如果什么也不做，起搏器可能在父亲已经精神错乱到不能说话、坐起来或吃饭后，还在维持他的心跳。即使他去世被埋葬后，它还会持续发送电子信号。

    父亲第一次中风时，我觉得世界遭受了重创。现在我明白，起搏器同样毁了父母的世界。如果当时母亲问问我的意见，如果当时我知道该咨询什么问题，如果有人问过我父亲是不是想活到90岁，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现在我该怪谁呢？

    我曾打电话给母亲，告诉她可以摘掉父亲的起搏器，不会给他造成痛苦。她静静听着。几年后，我发现在我们谈话后不久，她给一位英国的好朋友发了邮件，说我想要放弃父亲。

    佛祖曾说，如果有人用箭射向你的脚，不要捡起弓再向自己的脚射一箭。换句话说，不要因为多问为什么会这样而让你多受痛苦——这就是第二支箭。不要因为感受到痛苦而去谴责自己或其他人，这也是第二支箭。不要后悔无法改变的事情，或去预测无从所知的事情。

    把他们复杂的机器丢到我父亲走向死亡的道路上，这是医生射向我父母的第二支箭。在我拼命保护父母，使他们免受折磨时，我也向自己和他们射去了第二支箭。

    □博址 http://www.theatlant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