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战争：被轻视的魔鬼

    即便在冷战年代，公众依然低估了核战争的恐怖，更不知道自己曾离毁灭咫尺之遥。

    上世纪80年代，笔者加入了反核示威大军。罗纳德·里根，这个被认为是战争贩子及宗教狂热分子的家伙，在西欧部署了与东欧规模相当的导弹，让人感觉世界末日随时都会到来，仿佛预见得到我们将以何种方式死去。彼时，科学家担忧的并不是全球变暖，而是核战争产生的烟尘挡住阳光，导致核冬天（核武器爆炸引起的全球性气温下降）到来。

    然而，恰恰是里根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就。苏联意识到军备竞赛不能无限延续下去，随着戈尔巴乔夫掌权，西方抓住时机，为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对抗画上了句号。自那时起，对核武器的恐慌逐渐远去，至少对欧洲人来说如此。所以乍一看，美国资深记者艾瑞克·施劳斯的新书《命令与控制》，似乎在讲述一段惊心动魄，但注定要被遗忘的历史。

    按照此书的说法，美国离核灾难最近的时刻，并非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而是1961年1月，一架携带氢弹的B-52轰炸机在飞越北卡罗来纳州时坠落。当时，除了一道基本开关，氢弹的所有安全机制全部失效；若这道开关也被打开，华盛顿、费城及纽约将遭遇灭顶之灾。如果噩梦成真，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1961年1月20日）中宣称的“付出任何代价，忍受任何重负，应对任何艰辛……以确保自由的存在与实现”，就不仅仅是豪情万丈的口号——当然，他也许根本没机会上台演讲。

    施劳斯审慎地从档案文件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中还原那场可能的灾难，整部书不时提及这起事故——这并非作者分神或有意跑题，类似安排想要说明的是拥有核武器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即“恐怖平衡”隐含的非稳定状态。

    那么，我们该拿这些魔鬼怎么办？1945年，美国在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后，空军司令官亨利·阿诺德就警告说，核武器“既便宜又简单”，过去需要数百架轰炸机完成的空袭，现在只需要一架就能完成。跟许多同事一样，阿诺德也主张建立一个能阻止核武器的蔓延及使用的“世界政府”。可这么多年过去了，能够约束核武装的国际组织的蓝图依然停留在幻想阶段，从各国对伊朗核计划的反应，我们即可对此略知一二。

    退一步讲，如果核武器消灭不了，它们能够被用于一场可望取得胜利的战争中吗？上世纪50年代，美国组织了大规模民防演习，试图告诉容易轻信政府的民众：只要你们学会做好掩护，就能在核战争中幸存。但没有几个人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观看演习之后，私下得出结论：核战争根本不可能获胜，因为“没有足够的推土机将尸体搬出街道”。

    恐怖平衡不意味着对峙双方都会毁灭。真实情况是，如果苏联先发制人，美国的指挥与控制中心很可能被一锅端，反之亦然。在读到政治家在冲突中失去理智，滥用战术核武器引起的连锁反应，计算机系统的不靠谱，鲁莽的飞行员或将军擅自开战，以及上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及苏联领导人沟通乏力这些情节时，读者不由得跟着捏把汗。

    “通过各种策略，外加运气和老天的旨意，我们在冷战中避免了核浩劫。我觉得，后两点的作用更大。”美国战略空军指挥部的乔治·巴特勒将军曾如此坦言。施劳斯列举了美国——这个地球上最富有的、拥有最优秀科学家的国度，经历过的所有“侥幸脱险”事故的目录。即便在相对和平的21世纪，美国和俄罗斯依旧维持着庞大的核武库。不仅如此，朝鲜、以色列、巴基斯坦及印度也纷纷加入核阵营，仅靠社会力量远远不能控制这些恶魔。

    篇末，施劳斯终于打破了一贯的冷静与中立。“现在，仍有成千上万导弹被隐藏起来，”他写道，“它们中的每一枚都可能引发一场致命的事故、一次可能的大屠杀。它们冷冰冰地、机械地摆在那里，是我们所有人的漠然与冷酷，造就了它们的威胁。”

    □英国《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