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弱胜强不只是运气

    随着环境变化，有些劣势可以转化为优势，有些旁人看来的优势其实是劣势。掌握了“以弱胜强”的内在逻辑，历史书上的故事就可以被复制。

    从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中提取极具争议的、反直觉的观点，并将其中的矛盾冲突放大，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以此为乐。作为一名“合成”高手，这位畅销书作家为自己激进的再思考深感自豪，频频呼吁我们大家效仿。

    格氏早先推出的《异类》，关注的是成功人士的“隐性优势和非凡的机会”。而在新著《大卫与歌利亚》中，他的兴趣点转移到那些渴望胜利的弱者身上了。他主张，有些劣势（如朗读障碍）可以成为优势，而有些旁人看来的优势其实是劣势。

    格拉德威尔精心设置舞台，用崭新的眼光审视以弱胜强的故事，向弱势群体和不适应生活的人展示取胜的原因和方法，特别是在与强者的对决中。“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以错误的方式讲述这类故事。《大卫与歌利亚》就是为了把偏见纠正过来。”他信誓旦旦。

    在3000年前的那场生死对决中，我们的偏见何在？科学证明，歌利亚的魁梧身材有肥胖症甚至内分泌失调的嫌疑，这才是这个巨人必须与对手近身格斗的原因。相反，大卫通常被描绘成手无缚鸡之力的少年，但实际上，他没有任何铠甲的负担，身手迅捷，从而能够凭借弹弓将歌利亚一击致命。该故事的寓意是：“强者并不总像他们看上去那么厉害。”

    一张著名的民权运动照片背后也有同样的寓意。它反映的是1963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一名黑人少年遭到警犬袭击。格拉德威尔根据史学研究成果，揭开了事件的真相：那位黑人少年只是旁观者，并非示威者，而且熟知对付警犬的方法。细观这幅曾在美国各地登上报纸头版头条，从而激起巨大公愤的照片，就可以发现，少年根本不是一副无助的神情，而是狠狠教训了那条警犬，把它的下颌都踢裂了。事实上，民权运动组织者当时正在寻找值得公开宣传的素材，才拿这张照片大做文章。在格拉德威尔看来，某些人就这样以不诚实的手法，把旁观者打扮成了示威者，令当局遭受道德谴责，而且加重了公众的不安。

    如何挫掉强者的锐气，是《大卫与歌利亚》中一个不断出现的、令人振奋的主题。格拉德威尔探讨了纳粹对伦敦的突袭未能削弱英国人抵抗意志的原因，探讨了英国军队在北爱尔兰无法战胜天主教徒的原因，论述都很精彩。不过，当他转向教育领域时，就班级规模的大小、大学的选择和平权行动等方面给出的观点，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

    譬如，他在书中宣称，为缩小班级规模，花费数十亿美元去聘请教师，是“错的、令人叹息的”。他还嘲笑了一所寄宿制精英学校的班级规模，说它好似《最后的晚餐》。书中引用统计数字和倒U型曲线关系，算出一个班级的最佳规模为18位学生，小于这个规模的班级反倒会受到负面影响，使“思想和经验的多样性”缩水。格拉德威尔忽视了——或者说没有考虑到更多因素，包括教师工作量、管理机制以及规模小些的小组更能激发参与积极性。

    同时，他反对学生选择顶尖高校，主张“选择足够好的学校”即可。在这个问题上，他把其他学生视为竞争对手，而不是“可以相互激励的伙伴”。书中提出的“小池塘里的大鱼”一说，注定将面临争议。他说，太多美国大学生放弃了STEM课（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除非他们是班级里的尖子，原因就在于所谓的“相对剥夺感”心理现象——在与班级中的少数天才相比，而不是与整个国家这个“大池塘”中的同龄人相比时，他们变得灰心丧气了。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到一家没有那么多天才的普通学校，这样你就会有更大的机会对自己有更好的感觉，因为你将用一种不那么令人生畏的准绳来衡量自身的成绩。”

    他是这样总结的：“大池塘接纳了那些真正聪明的学生，而让更多人感到沮丧。”可是，从公式中撇开少数非典型样本，那是不是意味着，所有被录取到他们“将将够得到”的学校的学生，都应自降一个档次吗？谁能保证，他们在所谓的次一级大学中就能做得更好呢？

    格拉德威尔将类似理念应用到对平权行动的质疑中，是尤其令人担忧的。他在注释中写道，自从了解“相对剥夺感”之后，他比写作《异类》时“更抵触平权行动”了。由此引申出的暗示是，弱者最好不要去巨人的地盘发起挑战——这是限制呢？侮辱呢？还是现实呢？

    无论如何，《大卫与歌利亚》再次展现了格拉德威尔掌控读者思维的能力，他很喜欢每一章结束时的启示：某个有朗读障碍的人，能够高谈阔论地当一名期权交易者吗？“现在，他是高盛的总裁。”跟保罗·克鲁格曼一样，他的语气是会话式的：“你听到了吗？”他经常这样问，以突出某个争议要点。听到吗？是的，听到了。同意吗？按我说，那倒未必。

    □译自《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