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的故事折射出这座城的光与暗
阿姆斯特丹:与“幽灵”对话
○作者 [美] 拉塞尔·肖托 ○编译 张贵余
《
青年参考
》(
2013年10月16日
42
版)
安妮·弗兰克,摄于1941年。
安妮·弗兰克像
伦勃朗的画作前游人如织
过去500年来,无数历史人物将各自的故事融入阿姆斯特丹的历史。游走于这座古城的运河畔、深巷间,你会在不经意间被他们的足迹吸引,渴望与逝者的幽灵对话。
我觉得,如果不是有意而为之,对历史最好的保护,莫过于让逝者仿佛仍然在世。过去几年里,我一直住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它在这方面做得挺好,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似乎都有一些著名的幽灵试图与你对话。这些幽灵的主人,未必在阿姆斯特丹长住乃至终老,但还是以各种方式,让自己的故事成为城市历史的一部分。
街巷间追寻先人脚步
每当行走在Oudezijds Voorburgwal运河畔,透过一座石门朝大饭店(Grand Hotel)的院子里张望,就会看到温斯顿·邱吉尔,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笔挺的大衣,手杖戳在地面上。这座建筑曾是市政厅,为表彰英国前首相为解放欧陆做出的贡献,他的造像矗立于此。
顺着Haarlemmerdijk大街往西走,则会看到一群19世纪工人模样的雕像,围绕在另一位面相威严的中年男子身边。浓密的灰发和大胡子,让人毫不费力地记起,那就是卡尔·马克思。他于1872年来到荷兰,号召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大街的另一端曾有座火车站。彼时,马克思经常前往各地,宣讲革命理论。我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起书上讲过的内容:军警如影随形,监视这位共产主义导师的一举一动。
更多的幽灵将行迹隐藏在不起眼的角落,只等有心者来拜访。一条名叫奈斯(Nes)的小巷从码头伸向市中心,狭窄且黑暗;然而,每当我在此驻足,就会感觉一位英俊、智慧的男人在不远处招手——德克·凡·欧斯。1602年,阿姆斯特丹市民涌入此君的客厅,争相购买其公司的股份。这家公司就是著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它的出现被视为近代资本主义诞生的标志,也让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城市。
欧斯的最大贡献,正是在这条小巷里创造了“股份”这一概念。此后数年,在离奈斯巷不远处,全球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成立,世界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还有些幽灵并不在特定的街道或特定的社区徘徊,而是遍及全城、无处不在。19世纪70年代,一位24岁的荷兰青年从南方来到阿姆斯特丹。不想当公务员的他,整日在码头边和海滨闲逛,细心地观察一切:“古老、狭窄、昏暗的街道”,“两边长满榆树的运河”,“翻滚着乌云的天空”,“映射在地上的水坑”,“长着树瘤的灌木丛”。这小伙子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梵高。尽管他当时还没拿起画笔,对我来说,他的描述和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作相差无几。今天,运河中映射出的乌云与奇形怪状的树干,跟他那时所见毫无分别。
曾经的自由与科学之都
在阿姆斯特丹栖息的所有幽灵中,有两个远胜其他。他们在这个城市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记,反过来折射出阿姆斯特丹本身的光明与黑暗。
靠近市中心,有座不大的铁吊桥横穿Kloveniersburgwal运河,立足其上即可欣赏运河全景,桥本身则与荷兰最伟大的画家伦勃朗息息相关。伦勃朗生在30英里外的莱顿(Leiden),自打20多岁起进城,就深深爱上了这里,从此再未远离。事实上,伦勃朗从事过的几乎所有重要工作,都是在铁桥周围步行几分钟的范围内完成的。
画家如此完全地融入阿姆斯特丹,是因为他与这个城市最伟大的成就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伦勃朗生活的那个时代,阿姆斯特丹在“自由、宽容”方面领先世界——更准确地说,后者将尊重个人和个人权利的理念落到实处,这一点正是现代文明的特质。
作为这种意识的副产品,17世纪初叶的人们突然间陶醉于彼此的面孔,陶醉于肖像。伦勃朗满足了大众酷爱肖像的时尚,从而声名鹊起。他的著名首先是因为作品多、画技精湛,其次在于与同时代画家处理肖像的方式完全不同——不仅描摹人们外在的面孔,还能“画”出一个人内心的活动,这种技法在当时绝对令人震撼和赞赏。有一段时期,他在两年的时间里创作了42张肖像画,大部分画作的主人就住在附近的社区。
伦勃朗与其堂妹结婚后,搬到小铁桥一角的出租屋暂住。那座房子现已不复存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家名叫De Jaren的咖啡厅,宽敞且时尚。过去几个月,因为在写一部有关阿姆斯特丹的历史书,我频繁在这一带出没。身处这个地方,做着这样一份活计,我无法不在头脑中勾勒那位孤傲而又雄心勃勃的艺术家,在同一处地点进进出出的景象。
出得咖啡厅,不一会儿就能走过铁桥的一角。过了桥,左手边原是荷兰同业公会的办公楼,从阿姆斯特丹出口的纺织品都要经过他们的检验。某一天,那里的工作人员也想让伦勃朗为他们创作,《公会师傅》(The Staalmeesters)遂成为后世公认的瑰宝;非但如此,这幅肖像画还成为“荷兰大师”(Dutch Masters)香烟的标记,知名度飙升。
伦勃朗生前好友的幽灵也聚集在这个社区,他们同样与这座城市的自由遗产密不可分。他们对个性与世俗的重视,一度让阿姆斯特丹处于科学的前沿。
Nieuwmarkt广场上有座名唤Weigh House的中世纪建筑,多少个世纪以来,它曾被赋予多种多样的功能。今天,它的一层是家饭店;若上溯到400年前,其二楼则被用于医学研究,全城首席医生蒂尔普教授在这里进行公开的解剖展示。1631至1632年的冬天,年轻的伦勃朗来Weigh House看热闹,于此间完成了他第一幅广受好评的作品《蒂尔普医生的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Nicolaes Tulp),被誉为以最鲜活的方式展现了科学精神的胜利。
《安妮日记》中传出警示
另一个多次与我谋面的幽灵属于安妮·弗兰克。今天,《安妮日记》几乎无人不晓,这部著作正是那位少女在阿姆斯特丹躲避纳粹迫害时,于密室中写就的,由此成为以阿姆斯特丹为背景的、最著名的出版物,然而,它记录的却是这座城市最黑暗的岁月。
多数旅人都会游览安妮之家,那座不起眼的房子地处Prinsengracht运河畔,并非弗兰克一家的常住地,而是避难所。建于二战期间的它,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被维护得很好。
《安妮日记》告诉了我们发生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切。弗兰克一家背井离乡,纳粹占领荷兰后,当地政府也对犹太人伸出魔爪,伦勃朗时代留下的自由与宽容遭到了可耻的背叛。大屠杀之前,阿姆斯特丹有8万多犹太人,今天,只有约1.5万犹太人生活在这里。
战火熄灭后,安妮的日记被送到了她父亲奥托·弗兰克手中,后者是全家惟一的幸存者。当目光与那些文字相碰,这个男人顿时被震惊包围,他怎么也想不到已逝的爱女会有如此灵动的文笔与深邃的思想,为自己从未真正了解她而懊悔。安妮记录的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正如伦勃朗一样深入人类的本性。只不过,伦勃朗是用油画,而她用日记。
如果说,生性自由的幽灵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中徘徊,而自由比博物馆和旅游景点更让城市本身伟大,那么对我而言,这个小女孩的精神高于任何其他人——别人证明了自由与宽容的价值,她则证明了自由与宽容可以如此脆弱,这,才是对人类的终极警示。
□美国《纽约时报》
过去500年来,无数历史人物将各自的故事融入阿姆斯特丹的历史。游走于这座古城的运河畔、深巷间,你会在不经意间被他们的足迹吸引,渴望与逝者的幽灵对话。
我觉得,如果不是有意而为之,对历史最好的保护,莫过于让逝者仿佛仍然在世。过去几年里,我一直住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它在这方面做得挺好,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似乎都有一些著名的幽灵试图与你对话。这些幽灵的主人,未必在阿姆斯特丹长住乃至终老,但还是以各种方式,让自己的故事成为城市历史的一部分。
街巷间追寻先人脚步
每当行走在Oudezijds Voorburgwal运河畔,透过一座石门朝大饭店(Grand Hotel)的院子里张望,就会看到温斯顿·邱吉尔,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笔挺的大衣,手杖戳在地面上。这座建筑曾是市政厅,为表彰英国前首相为解放欧陆做出的贡献,他的造像矗立于此。
顺着Haarlemmerdijk大街往西走,则会看到一群19世纪工人模样的雕像,围绕在另一位面相威严的中年男子身边。浓密的灰发和大胡子,让人毫不费力地记起,那就是卡尔·马克思。他于1872年来到荷兰,号召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大街的另一端曾有座火车站。彼时,马克思经常前往各地,宣讲革命理论。我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起书上讲过的内容:军警如影随形,监视这位共产主义导师的一举一动。
更多的幽灵将行迹隐藏在不起眼的角落,只等有心者来拜访。一条名叫奈斯(Nes)的小巷从码头伸向市中心,狭窄且黑暗;然而,每当我在此驻足,就会感觉一位英俊、智慧的男人在不远处招手——德克·凡·欧斯。1602年,阿姆斯特丹市民涌入此君的客厅,争相购买其公司的股份。这家公司就是著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它的出现被视为近代资本主义诞生的标志,也让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城市。
欧斯的最大贡献,正是在这条小巷里创造了“股份”这一概念。此后数年,在离奈斯巷不远处,全球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成立,世界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还有些幽灵并不在特定的街道或特定的社区徘徊,而是遍及全城、无处不在。19世纪70年代,一位24岁的荷兰青年从南方来到阿姆斯特丹。不想当公务员的他,整日在码头边和海滨闲逛,细心地观察一切:“古老、狭窄、昏暗的街道”,“两边长满榆树的运河”,“翻滚着乌云的天空”,“映射在地上的水坑”,“长着树瘤的灌木丛”。这小伙子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梵高。尽管他当时还没拿起画笔,对我来说,他的描述和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作相差无几。今天,运河中映射出的乌云与奇形怪状的树干,跟他那时所见毫无分别。
曾经的自由与科学之都
在阿姆斯特丹栖息的所有幽灵中,有两个远胜其他。他们在这个城市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记,反过来折射出阿姆斯特丹本身的光明与黑暗。
靠近市中心,有座不大的铁吊桥横穿Kloveniersburgwal运河,立足其上即可欣赏运河全景,桥本身则与荷兰最伟大的画家伦勃朗息息相关。伦勃朗生在30英里外的莱顿(Leiden),自打20多岁起进城,就深深爱上了这里,从此再未远离。事实上,伦勃朗从事过的几乎所有重要工作,都是在铁桥周围步行几分钟的范围内完成的。
画家如此完全地融入阿姆斯特丹,是因为他与这个城市最伟大的成就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伦勃朗生活的那个时代,阿姆斯特丹在“自由、宽容”方面领先世界——更准确地说,后者将尊重个人和个人权利的理念落到实处,这一点正是现代文明的特质。
作为这种意识的副产品,17世纪初叶的人们突然间陶醉于彼此的面孔,陶醉于肖像。伦勃朗满足了大众酷爱肖像的时尚,从而声名鹊起。他的著名首先是因为作品多、画技精湛,其次在于与同时代画家处理肖像的方式完全不同——不仅描摹人们外在的面孔,还能“画”出一个人内心的活动,这种技法在当时绝对令人震撼和赞赏。有一段时期,他在两年的时间里创作了42张肖像画,大部分画作的主人就住在附近的社区。
伦勃朗与其堂妹结婚后,搬到小铁桥一角的出租屋暂住。那座房子现已不复存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家名叫De Jaren的咖啡厅,宽敞且时尚。过去几个月,因为在写一部有关阿姆斯特丹的历史书,我频繁在这一带出没。身处这个地方,做着这样一份活计,我无法不在头脑中勾勒那位孤傲而又雄心勃勃的艺术家,在同一处地点进进出出的景象。
出得咖啡厅,不一会儿就能走过铁桥的一角。过了桥,左手边原是荷兰同业公会的办公楼,从阿姆斯特丹出口的纺织品都要经过他们的检验。某一天,那里的工作人员也想让伦勃朗为他们创作,《公会师傅》(The Staalmeesters)遂成为后世公认的瑰宝;非但如此,这幅肖像画还成为“荷兰大师”(Dutch Masters)香烟的标记,知名度飙升。
伦勃朗生前好友的幽灵也聚集在这个社区,他们同样与这座城市的自由遗产密不可分。他们对个性与世俗的重视,一度让阿姆斯特丹处于科学的前沿。
Nieuwmarkt广场上有座名唤Weigh House的中世纪建筑,多少个世纪以来,它曾被赋予多种多样的功能。今天,它的一层是家饭店;若上溯到400年前,其二楼则被用于医学研究,全城首席医生蒂尔普教授在这里进行公开的解剖展示。1631至1632年的冬天,年轻的伦勃朗来Weigh House看热闹,于此间完成了他第一幅广受好评的作品《蒂尔普医生的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Nicolaes Tulp),被誉为以最鲜活的方式展现了科学精神的胜利。
《安妮日记》中传出警示
另一个多次与我谋面的幽灵属于安妮·弗兰克。今天,《安妮日记》几乎无人不晓,这部著作正是那位少女在阿姆斯特丹躲避纳粹迫害时,于密室中写就的,由此成为以阿姆斯特丹为背景的、最著名的出版物,然而,它记录的却是这座城市最黑暗的岁月。
多数旅人都会游览安妮之家,那座不起眼的房子地处Prinsengracht运河畔,并非弗兰克一家的常住地,而是避难所。建于二战期间的它,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被维护得很好。
《安妮日记》告诉了我们发生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切。弗兰克一家背井离乡,纳粹占领荷兰后,当地政府也对犹太人伸出魔爪,伦勃朗时代留下的自由与宽容遭到了可耻的背叛。大屠杀之前,阿姆斯特丹有8万多犹太人,今天,只有约1.5万犹太人生活在这里。
战火熄灭后,安妮的日记被送到了她父亲奥托·弗兰克手中,后者是全家惟一的幸存者。当目光与那些文字相碰,这个男人顿时被震惊包围,他怎么也想不到已逝的爱女会有如此灵动的文笔与深邃的思想,为自己从未真正了解她而懊悔。安妮记录的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正如伦勃朗一样深入人类的本性。只不过,伦勃朗是用油画,而她用日记。
如果说,生性自由的幽灵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中徘徊,而自由比博物馆和旅游景点更让城市本身伟大,那么对我而言,这个小女孩的精神高于任何其他人——别人证明了自由与宽容的价值,她则证明了自由与宽容可以如此脆弱,这,才是对人类的终极警示。
□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