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经济，不看GDP

    在过去的1/4个世纪，有关中国经济的讨论一直被一个数字主导：8%。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982年定下了这一数字，作为中国GDP总量到2000年翻两番的必要条件。从那时起，中国几乎每年都实现了这一目标——即使是在2009年，世界经济经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时。

    8%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数字，它几乎拥有了犹太法典式的意义，人们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达不到这一数字，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8作为中国文化中的幸运数字，无疑增加了这种神秘感）。

    这样的日子已成过去。中国的GDP已连续6个季度未能达到这一基准，2013年第二季度，这一数字为7.5%。虽然从全球标准看，这样的增长仍然强劲，但低于8%这一事实仍然引起了担忧。

    8%这一基准的逝去无疑给了我们重新审视GDP的机会：正如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所言，无论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增长率是7%、6%或5%，是否都不影响对中国GDP的评价？我们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估中国经济的健康与否。

    中国的数据变得越来越可靠

    即便是在最理想的状况下，对中国GDP数据的解读也难度重重。

    在中国，国家级的数据并不总是与省级和市级政府提供的信息相符，其差距有时可达10%。政治因素是原因之一。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政府以经济增长率来考核官员，这样的做法让地方官员有了虚报GDP的冲动。此外，美国荣鼎咨询公司中国经济分析师包蓓蓓（音）还指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省级统计局经常会面临人手不足。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些统计数字不够准确。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份时事通讯上指出，中国的GDP数据基本可靠，这一观点得到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的支持。拉迪表示，在最近几年，北京已采取措施，集中处理数据的收集工作，并减少对人手不足且可能存在腐败的地方和省级统计局的依赖。其结果是，中国的数据变得越来越可靠。

    无论如何，GDP不是经济健康与否的最有效评价

    6年前，时任总理温家宝对中国经济有一句著名评价，“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它反映出北京对快速增长的经济感到不安。温家宝的这一关切体现着越来越多的共识，即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回报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降）和出口（过于依赖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而没有足够的消费。例如，只要地方政府同意开建工厂，GDP就会增长，即使最终没有人用它来生产任何东西。如此一来，正如中国褐皮书公司（该公司负责对中国国内企业进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中国经济报告）CEO利兰·米勒所言，GDP统计数字反映的是经济而非生产率的增长，这样的统计结果显然不具指标意义。

    北京试图改变这一模式，更多地围绕消费和服务而非投资和制造来进行经济的再平衡。但这样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依然为强劲的GDP掩盖。

    如果GDP没有用处，那么失业率呢？

    在美国，失业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有传统智库甚至在最近指出，如果失业率维持在特定比例之上，总统就不可能再次当选。

    但是在中国，正如包蓓蓓所言，失业率数字毫无用处。这是因为它们没有将数以亿计，未经官方许可，离开户口所在地前往城市寻找工作的农民工大军计入在内。

    那么，我们又将使用何种指标呢？

    2007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在一次晚宴上指出，他更依赖其他三个指标：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中长期贷款额。之后不久，“克强指数”成了中国经济数据的替代指标。虽然并不完美——拉迪指出，用电量并不总能可靠地跟踪经济增长——但它至少来源于真实的数据。

    虽然经济学家和投资者的手头现在有了更加准确和有用的数据，但他们应该注意国家级数据的整体有效性。正如利兰·米勒所言：“中国不只是中国，它是众多小小的中国的组合体。”中国是一个经济多样化的巨大而分散的国家，如果不考虑对各个组成部分的影响，显然很难得出有关中国经济的总体结论。基于这一认识，米勒的中国褐皮书将目标对准了各个相关部门、地区和行业，以期形成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更直观印象。

    未来5年，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这一事件将会吸引媒体记者和政治家的更多关注，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焦虑。但是对于希望真正理解中国未来的人士而言，这一数字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

    □美国《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