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作家：国家的问题是作家的福音
文字：崔向升
《
青年参考
》（
2013年09月18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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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托·伊洛费耶夫 |
维克托·伊洛费耶夫是俄罗斯知名的异见作家。其颠覆性的作品可追溯到苏联时代。
《明镜》：你在书中描述了俄罗斯很多离奇的事情。难道只能写离奇的事情吗？
伊洛费耶夫：你只能写不同的内容来阐释俄罗斯。离奇的书也没有害处。
《明镜》：你选择的体裁就与众不同，混合了历史和科幻小说的范式。
伊洛费耶夫：谢谢你，这是对我最大的恭维。每位作家都梦想创造一种新的体裁。写作就如同开矿，如果每个人都在同一个地方挖掘，还希望写出经典小说，最终会大呼：小说已死！其实，还有其他地方可以挖掘，我已经发现了一处新的地方。
《明镜》：你在小说中营造了一种野蛮的场景：死人又复活了，并攫取权力，将他们视为俄罗斯乃至整个世界的拯救者。这种隐喻，是表明俄罗斯被过去所折磨吗？
伊洛费耶夫：我的小说，触及人的灵魂以及大自然。可以说，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由死者统治，死者阻挡了人们通往未来的路。我将这种认识应用到整个国家。
《明镜》：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伊洛费耶夫：通过这种方式来显示俄罗斯是个死人控制的土地。1917年革命之后，这个国家几乎没有适当的公墓。在内战期间，很多尸体都烂在地里。有很多村庄，男人都死光了，以至于没有劳力来掩埋死者。当年，很多人遭到射杀，有很多大坟墓。这些人之所以遭杀害，是因为他们还想要原有的地位、住房以及他们的妻子。确实，这个国家所有的死者都带着怨气。
《明镜》：你设置的情节，就如同精神分析的教科书：如果你想逃离过去，过去最终会追上你，后果也很可怕。
伊洛费耶夫：是这样的。要想理解过去，你需要具有分析和表达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都具备的。这也与我们的知识分子有关。很多知识分子信仰罗素。屠格涅夫在19世纪撰写了一部小说《父与子》，在书中，屠格涅夫让主人公巴扎洛夫说，“人是好的，环境是坏的”。在俄罗斯，我们总是只想到环境，从不考虑人本身。过去，我们用社会主义代替沙皇，接着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希望用更好的东西代替普京主义。
《明镜》：听起来，就像这个国家一直在往前冲，但轮子一直在原地打转。
伊洛费耶夫：确实如此。
《明镜》：为什么你要在俄罗斯生活？在童年时期，你在法国生活了4年，你的作品在国外也大受欢迎。
伊洛费耶夫：俄罗斯存在的问题，对作家来说是福音。如果生活更好的话，我就会失去创作灵感。如果我不是作家，我会选择在柏林或巴黎生活。
《明镜》：你父亲跟斯大林非常熟悉——他曾担任斯大林的法语翻译。你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其过去跟你的过去颇为相似。你取笑他和他的家庭对斯大林的依恋。
伊洛费耶夫：是这样的。我个人的经历跟这本书有直接关系。试想，当时我是个孩子，父亲领着我看斯大林尸体。它太可怕了。斯大林死后一两年，我父亲领着我到斯大林墓，当时我不过7岁。那时候，我父亲是当时的外长莫洛托夫的助理，获得去该墓地的门票。陵墓有两具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列宁和斯大林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死亡的恐惧吓坏了。在我生命中，列宁和斯大林的尸体，是最重要的两具尸体。到了1955年，我们搬到巴黎，我父亲担任苏联驻巴黎文化参赞。
《明镜》：你很早就反对苏联政权了。是什么导致你这么做？
伊洛费耶夫：斯大林的最后几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的童年很快乐。在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在莫斯科过得很好。对我来说，斯大林主义就是我父亲的那辆气派的公车。后来，我们搬到了巴黎。在那里，我父亲会见了很多艺术家。毕加索等经常是我家的座上宾。当我12岁返回莫斯科时，我意识到，莫斯科糟透了。在莫斯科市中心，人们住在老鼠肆虐的地下室，没有暖气。我看到了欺骗。
□德国《明镜》周刊9月14日
维克托·伊洛费耶夫是俄罗斯知名的异见作家。其颠覆性的作品可追溯到苏联时代。
《明镜》：你在书中描述了俄罗斯很多离奇的事情。难道只能写离奇的事情吗？
伊洛费耶夫：你只能写不同的内容来阐释俄罗斯。离奇的书也没有害处。
《明镜》：你选择的体裁就与众不同，混合了历史和科幻小说的范式。
伊洛费耶夫：谢谢你，这是对我最大的恭维。每位作家都梦想创造一种新的体裁。写作就如同开矿，如果每个人都在同一个地方挖掘，还希望写出经典小说，最终会大呼：小说已死！其实，还有其他地方可以挖掘，我已经发现了一处新的地方。
《明镜》：你在小说中营造了一种野蛮的场景：死人又复活了，并攫取权力，将他们视为俄罗斯乃至整个世界的拯救者。这种隐喻，是表明俄罗斯被过去所折磨吗？
伊洛费耶夫：我的小说，触及人的灵魂以及大自然。可以说，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由死者统治，死者阻挡了人们通往未来的路。我将这种认识应用到整个国家。
《明镜》：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伊洛费耶夫：通过这种方式来显示俄罗斯是个死人控制的土地。1917年革命之后，这个国家几乎没有适当的公墓。在内战期间，很多尸体都烂在地里。有很多村庄，男人都死光了，以至于没有劳力来掩埋死者。当年，很多人遭到射杀，有很多大坟墓。这些人之所以遭杀害，是因为他们还想要原有的地位、住房以及他们的妻子。确实，这个国家所有的死者都带着怨气。
《明镜》：你设置的情节，就如同精神分析的教科书：如果你想逃离过去，过去最终会追上你，后果也很可怕。
伊洛费耶夫：是这样的。要想理解过去，你需要具有分析和表达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都具备的。这也与我们的知识分子有关。很多知识分子信仰罗素。屠格涅夫在19世纪撰写了一部小说《父与子》，在书中，屠格涅夫让主人公巴扎洛夫说，“人是好的，环境是坏的”。在俄罗斯，我们总是只想到环境，从不考虑人本身。过去，我们用社会主义代替沙皇，接着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希望用更好的东西代替普京主义。
《明镜》：听起来，就像这个国家一直在往前冲，但轮子一直在原地打转。
伊洛费耶夫：确实如此。
《明镜》：为什么你要在俄罗斯生活？在童年时期，你在法国生活了4年，你的作品在国外也大受欢迎。
伊洛费耶夫：俄罗斯存在的问题，对作家来说是福音。如果生活更好的话，我就会失去创作灵感。如果我不是作家，我会选择在柏林或巴黎生活。
《明镜》：你父亲跟斯大林非常熟悉——他曾担任斯大林的法语翻译。你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其过去跟你的过去颇为相似。你取笑他和他的家庭对斯大林的依恋。
伊洛费耶夫：是这样的。我个人的经历跟这本书有直接关系。试想，当时我是个孩子，父亲领着我看斯大林尸体。它太可怕了。斯大林死后一两年，我父亲领着我到斯大林墓，当时我不过7岁。那时候，我父亲是当时的外长莫洛托夫的助理，获得去该墓地的门票。陵墓有两具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列宁和斯大林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死亡的恐惧吓坏了。在我生命中，列宁和斯大林的尸体，是最重要的两具尸体。到了1955年，我们搬到巴黎，我父亲担任苏联驻巴黎文化参赞。
《明镜》：你很早就反对苏联政权了。是什么导致你这么做？
伊洛费耶夫：斯大林的最后几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的童年很快乐。在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在莫斯科过得很好。对我来说，斯大林主义就是我父亲的那辆气派的公车。后来，我们搬到了巴黎。在那里，我父亲会见了很多艺术家。毕加索等经常是我家的座上宾。当我12岁返回莫斯科时，我意识到，莫斯科糟透了。在莫斯科市中心，人们住在老鼠肆虐的地下室，没有暖气。我看到了欺骗。
□德国《明镜》周刊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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