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新暴力无法治愈旧顽疾

    小时候，每当我身体不舒服，妈妈都会说，“去拉巴吧！”长大后，从我家到拉巴医院不到一里远的路已经牢牢刻在我脑海。尽管街上有一家公立医院，但邻居们都喜欢去位于拉巴清真寺的一家由伊斯兰慈善机构开办的医院看病。那时埃及的面貌与现在截然不同。现在，这座清真寺已处处颓垣断壁，医院也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拉巴位于开罗东部的纳赛尔城。纳赛尔城并无特别之处，也没有文化和历史遗迹，只保留着1981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遇刺的地点，距穆尔西总统的追随者近期举行静坐示威的地方几步之遥。刺杀萨达特总统是伊斯兰教徒策划起义的一部分，结果反而加强了继任者胡斯尼·穆巴拉克的实力和安全保障。现在，很多人担心，这一轮伤及数千人的暴力事件会滋生出更多打着“保护”人民旗号的暴力和独裁。

    我家这个毫不起眼的社区现已成为伊斯兰教徒和埃及政府对抗的中心。纳赛尔城变成了高档住宅区，大多数居民是埃及中上阶层，他们移民国外或在国外赚钱，然后来这里买房。这些人中有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和其他同情伊斯兰教的人士，他们怀着信仰、带着钱囊回国。埃及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曾变成过我父母他们憧憬的那样。然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就充满了纳赛尔总统曾经想要竭力避免的问题。最终我父母和其他人一样，意识到埃及梦只能在埃及之外寻找。

    对抗双方都希望2011年1月的革命可以推动进步，然而，这场革命却恶化了埃及的“沉疴痼疾”。纳赛尔城的很多居民已经对父辈留下的腐败国家深深失望，开始转移到私有领域、移民并且迫使下一代也这样做。然而今夏，他们却为这个让人民血洒街头的国家而欢呼。支持拉巴静坐示威的居民们相信，建立伊斯兰国家是埃及的救赎之路。然而，一群痴心妄想的庸人最终领导无辜的追随者们走上了死亡之路。

    这个夏天，我努力在埃及寻找理智的声音。8月14日屠杀发生时，我看见人们只关心安保人员的死亡，而忽视了大规模的杀戮近在咫尺。近10小时的射击后，在催泪弹和燃烧的帐篷发出的滚滚浓烟中，我看到抗议者们走在我小时候常走的路上。他们把枪击受害者推进车里，送去医院。一小群声嘶力竭的抗议者在街道重新组织起来，呼喊人们加入他们。商店老板播放着低沉的《可兰经》录音，茫然地注视着他们，好像哀悼的不只是双方受害者，还有家乡和人民所处的这一绝望的国度。那些为军队血腥疏散静坐示威者而欢呼的人们，很快也因这混乱和死亡而颓靡。

    军队的大多拥护者是年长的埃及人，他们对2011年革命表示怀疑，害怕若穆巴拉克腐败的机构核心被撼动，没有人有能力进行重建。很快有人痛斥穆巴拉克倒台后的安全危机及经济下滑，而其他人则耐心等待。

    很多年轻人把近年来埃及的倒退归咎于这些年长的人，责怪他们默许穆巴拉克倒台后的军队统治，同意伊斯兰教徒的和平谈判，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投票选举穆巴拉克政府。

    我记得一个年轻革命者对他的母亲说，“我们牺牲是为了换来你们的投票权，现在你们却投票杀死我们。”现在那位母亲与许多埃及人站在一起，支持塞西将军及其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运动。军队的支持者们制止异议的行为甚至比以前更猖狂。

    拉巴屠杀两天后，我看到了那位母亲对着电视屏幕咒骂，屏幕中闪出兄弟会支持者暴力的形象。“叛徒！叛徒！”她叫喊着，“反对军队的人都是叛徒！”那天晚上我试图阻止她绝望的儿子利用武装斗争反抗军队。尽管他认为推翻穆尔西总统是个失败，但他认为军队是国家更大的危害，“我们已经考验了军队60年，知道它最后总会贪污、衰败。”但是几天后，看到反对军队的抗议者数量越来越少，他决定继续保持愤怒，但不再冒着生命危险去街头游行。

    想把国家从魔鬼手中拯救出来的暴动可能把埃及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二十多年前激励年轻革命者为之奋斗的美好未来仍然毫无踪影，它被伊斯兰教徒和军队操纵、利用。人们担心这一代埃及人的梦想会沦为父辈们经受过的严酷现实。眼下的威胁不单是穆巴拉克政权的回归，而是人们对政治重新表现出的冷淡态度，他们相信只有动乱才能带来改变。这些观念可能产生比穆巴拉克时代更独裁、更分裂的新秩序。

    火烧后伤痕累累的拉巴清真寺仍然矗立在那里。它会被重建。然而，只有埃及人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是面对军队在这里进行的累累暴行吸取教训，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伊斯兰教徒刺杀萨达特总统导致穆巴拉克掌权的悲剧再次发生。要拥有光明的未来，惟一的希望就是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美国《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