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科斯的“中国情结”
本报记者 温莎
《
青年参考
》（
2013年09月11日
2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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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逝世的诺奖得主科斯，享年102岁。比其生命更长久的，是他的学术生命。科斯没来过中国，但对中国“一往情深”，对中国的观察和认识也蜚声学术界。
1.只“学到本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雅虎新闻网报道，9月2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发布讣告，英国经济学巨匠罗纳德·哈里·科斯辞世，享年102岁。
作为一名成功的经济学家，科斯一生获得了无数的头衔和赞誉。他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产权理论的奠基人；1991年，他凭借20多岁时的文章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百岁寿辰时，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官网回顾了科斯的成就，将他誉为经济领域的天才。
据《卫报》报道，科斯于1910年出生在伦敦西北部威尔斯登的普通家庭，父母都在邮局工作。年幼时，科斯由于腿疾而不得不穿上帮助支撑的铁制护腿，上的是残疾学校。但身体的缺陷并没有阻碍他的学业，12岁时他进入基尔本文法学校，并获得奖学金。毕业后，科斯考入了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获得商业学士学位。
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博客中透露，以读书考试来衡量，科斯并没有拿过学士以上的头衔。1951年，为了要到美国的大学教书，科斯用发表过的文章申请了伦敦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2012年5月，这位百岁老人还获颁布法罗大学经济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而对于科斯的性格，与他交往甚密的张五常是这样评价的，“科斯是我认识的学者中最顽固的一个。我可以说服他逻辑上有错，但说的时候要具体指出，而且他的思想路向是不能移动的。如果一个话题科斯没有兴趣，无论别人怎么说都是白费心思。对于他选中的题材，不走到尽头他是不会罢休的。”
2.两篇文章成就“科斯经济学”
《金融时报》这样评价科斯：在上世纪80年代市场革命席卷世界时，科斯的观点在为其建立理论依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发表的两篇相隔20多年的代表文章，不仅让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也影响了世界理论经济学。
提到的两篇文章，其中之一是他发表于1937年的《企业的本质》一文，文中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
他还在文中首次提出了“交易成本”这一重要概念。《卫报》介绍，科斯描述了理论世界中的完美的市场，这个市场没有交易成本，每个人都能获得准确信息，进行个体经营，并持续不断地与其他人签订新合同。工资的提高和降低完全按照生产率的变化。但这个理论世界，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此外，科斯还在文中阐述了许多新锐的思想。他认为社会的体制和法律框架对国家经济活动的进行至关重要；高新科技的发展，包括更经济和更快捷的运输，更有效率的通讯，将有利于企业扩大规模。他的这些论述在此后的市场发展中一一被印证。
但该文章在发表初期并没有造成很大影响。从1951年起，科斯进入美国布法罗大学研究公用事业，度过了相对沉寂的几年。这段时间的积淀，让他对制度决定经济结果的方式有了更全面的思考，促使他撰写了另一篇著名的文章——《社会成本问题》。
科斯在文中写到，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最佳资源配置。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将该思想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命名为“科斯定理”。
除了这两篇文章，科斯对经济学还有着自己的认识和坚持。在科斯看来，经济学家要远离“黑板经济学”，关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纽约客》撰文称，科斯是英国经验主义者，他认为经济原理不能脱离复杂的现实。2012年12月30日，他在芝加哥家中接受采访时说，“我希望经济学家更多地来分析和讨论真实的世界。”
3.科斯自掏腰包，举办与中国经济有关的学术会议
作为西方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科斯在中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赢得了中国不少学者的敬意。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他对中国改革给予了长期的关注，其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影响深远。其次，是科斯对中国的特殊感情。
据芝加哥法学院官网透露，科斯对中国的关注，首先源自马可·波罗的游记。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对中国感兴趣，这已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多年前，当我还是小学生时，我读了马可·波罗的书，这令我印象深刻。我感叹于中国的古老文明，以及在西方崛起前，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我知道，这样的印象会一生伴随着我。”
也许是源于对中国的喜爱，科斯与多位中国经济学家交往颇深。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科斯极力主张张五常去香港大学，因为他认为这里是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好地方。1993年，科斯还邀请中国经济学家盛洪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芝加哥大学。
不仅为中国学者提供机会，科斯还自掏腰包，他曾在2008年和2010年两次出资举办与中国经济有关的学术会议。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张维迎透露，“科斯将诺贝尔奖金的一半，拿出来支持讨论中国变革的会议。”
2008年，科斯通过科斯基金，在芝加哥组织了主题为“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汇集了众多学者，包括来自中国和北美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历史学家和法律学家，会议还邀请了中国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参加。在科斯的组织下，他们共同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在会议的最后，这位耄耋老人以一句“我将长眠，祝福中国！”结束了闭幕词，他对中国的深厚情感也从中可以窥视。
也许是这次会议获得了极好的反响，科斯于2010在芝加哥年举办了另一场主题为“中国工业生产结构”的研讨会议。
由于科斯对中国的关注和其理论在中国发挥的作用，如今活跃在中国经济领域的经济学家或多或少都受过他的影响和启发。在他过世后，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表示，“科斯的影响力，尤其是对中国经济学人的影响力，当比他长寿的生命还要长久。”
4.科斯：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
在科斯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洪在微博上写到，“惊悉科斯教授辞世，悲痛难言！本来准备在10月份接待他的访华，不想他距中国一月之遥”。
张五常也在博文中唏嘘道，“科斯以102岁高龄仙逝，惟一的遗憾就是始终未能到中国这个他年轻时就已向往、也因他的产权理论深受其益的国度一游。”
尽管终其一生，这位对中国经济影响至深的经济学家都没能踏上中国的领土，但他的思想和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贡献是巨大的。
周其仁曾在科斯百岁诞辰的庆祝活动——“科斯与中国”的研讨会上阐述了科斯对中国的贡献。他说，“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面对的经济难题是笼罩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急需改革。而科斯的理论，仿佛在不经意之间，就划清了企业理论与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界限。”
科斯还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提供了建议。他建议中国不要花太大精力学习西方，而应从自己的历史中总结教训，“中国能从自己的过去中学到很多教训，这些才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他说。
2008年，在芝加哥的学术研讨会上，科斯对中国发出了十大忠告，包括：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中国应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在中国，教育和税收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等。
其中，最令一些中国人振奋的一条，就是科斯提到，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他说，“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希望在中国。我相信你们是不会让我失望的！”
刚刚逝世的诺奖得主科斯，享年102岁。比其生命更长久的，是他的学术生命。科斯没来过中国，但对中国“一往情深”，对中国的观察和认识也蜚声学术界。
1.只“学到本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雅虎新闻网报道，9月2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发布讣告，英国经济学巨匠罗纳德·哈里·科斯辞世，享年102岁。
作为一名成功的经济学家，科斯一生获得了无数的头衔和赞誉。他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产权理论的奠基人；1991年，他凭借20多岁时的文章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百岁寿辰时，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官网回顾了科斯的成就，将他誉为经济领域的天才。
据《卫报》报道，科斯于1910年出生在伦敦西北部威尔斯登的普通家庭，父母都在邮局工作。年幼时，科斯由于腿疾而不得不穿上帮助支撑的铁制护腿，上的是残疾学校。但身体的缺陷并没有阻碍他的学业，12岁时他进入基尔本文法学校，并获得奖学金。毕业后，科斯考入了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获得商业学士学位。
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博客中透露，以读书考试来衡量，科斯并没有拿过学士以上的头衔。1951年，为了要到美国的大学教书，科斯用发表过的文章申请了伦敦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2012年5月，这位百岁老人还获颁布法罗大学经济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而对于科斯的性格，与他交往甚密的张五常是这样评价的，“科斯是我认识的学者中最顽固的一个。我可以说服他逻辑上有错，但说的时候要具体指出，而且他的思想路向是不能移动的。如果一个话题科斯没有兴趣，无论别人怎么说都是白费心思。对于他选中的题材，不走到尽头他是不会罢休的。”
2.两篇文章成就“科斯经济学”
《金融时报》这样评价科斯：在上世纪80年代市场革命席卷世界时，科斯的观点在为其建立理论依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发表的两篇相隔20多年的代表文章，不仅让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也影响了世界理论经济学。
提到的两篇文章，其中之一是他发表于1937年的《企业的本质》一文，文中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
他还在文中首次提出了“交易成本”这一重要概念。《卫报》介绍，科斯描述了理论世界中的完美的市场，这个市场没有交易成本，每个人都能获得准确信息，进行个体经营，并持续不断地与其他人签订新合同。工资的提高和降低完全按照生产率的变化。但这个理论世界，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此外，科斯还在文中阐述了许多新锐的思想。他认为社会的体制和法律框架对国家经济活动的进行至关重要；高新科技的发展，包括更经济和更快捷的运输，更有效率的通讯，将有利于企业扩大规模。他的这些论述在此后的市场发展中一一被印证。
但该文章在发表初期并没有造成很大影响。从1951年起，科斯进入美国布法罗大学研究公用事业，度过了相对沉寂的几年。这段时间的积淀，让他对制度决定经济结果的方式有了更全面的思考，促使他撰写了另一篇著名的文章——《社会成本问题》。
科斯在文中写到，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最佳资源配置。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将该思想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命名为“科斯定理”。
除了这两篇文章，科斯对经济学还有着自己的认识和坚持。在科斯看来，经济学家要远离“黑板经济学”，关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纽约客》撰文称，科斯是英国经验主义者，他认为经济原理不能脱离复杂的现实。2012年12月30日，他在芝加哥家中接受采访时说，“我希望经济学家更多地来分析和讨论真实的世界。”
3.科斯自掏腰包，举办与中国经济有关的学术会议
作为西方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科斯在中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赢得了中国不少学者的敬意。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他对中国改革给予了长期的关注，其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影响深远。其次，是科斯对中国的特殊感情。
据芝加哥法学院官网透露，科斯对中国的关注，首先源自马可·波罗的游记。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对中国感兴趣，这已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多年前，当我还是小学生时，我读了马可·波罗的书，这令我印象深刻。我感叹于中国的古老文明，以及在西方崛起前，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我知道，这样的印象会一生伴随着我。”
也许是源于对中国的喜爱，科斯与多位中国经济学家交往颇深。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科斯极力主张张五常去香港大学，因为他认为这里是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好地方。1993年，科斯还邀请中国经济学家盛洪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芝加哥大学。
不仅为中国学者提供机会，科斯还自掏腰包，他曾在2008年和2010年两次出资举办与中国经济有关的学术会议。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张维迎透露，“科斯将诺贝尔奖金的一半，拿出来支持讨论中国变革的会议。”
2008年，科斯通过科斯基金，在芝加哥组织了主题为“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汇集了众多学者，包括来自中国和北美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历史学家和法律学家，会议还邀请了中国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参加。在科斯的组织下，他们共同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在会议的最后，这位耄耋老人以一句“我将长眠，祝福中国！”结束了闭幕词，他对中国的深厚情感也从中可以窥视。
也许是这次会议获得了极好的反响，科斯于2010在芝加哥年举办了另一场主题为“中国工业生产结构”的研讨会议。
由于科斯对中国的关注和其理论在中国发挥的作用，如今活跃在中国经济领域的经济学家或多或少都受过他的影响和启发。在他过世后，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表示，“科斯的影响力，尤其是对中国经济学人的影响力，当比他长寿的生命还要长久。”
4.科斯：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
在科斯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洪在微博上写到，“惊悉科斯教授辞世，悲痛难言！本来准备在10月份接待他的访华，不想他距中国一月之遥”。
张五常也在博文中唏嘘道，“科斯以102岁高龄仙逝，惟一的遗憾就是始终未能到中国这个他年轻时就已向往、也因他的产权理论深受其益的国度一游。”
尽管终其一生，这位对中国经济影响至深的经济学家都没能踏上中国的领土，但他的思想和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贡献是巨大的。
周其仁曾在科斯百岁诞辰的庆祝活动——“科斯与中国”的研讨会上阐述了科斯对中国的贡献。他说，“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面对的经济难题是笼罩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急需改革。而科斯的理论，仿佛在不经意之间，就划清了企业理论与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界限。”
科斯还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提供了建议。他建议中国不要花太大精力学习西方，而应从自己的历史中总结教训，“中国能从自己的过去中学到很多教训，这些才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他说。
2008年，在芝加哥的学术研讨会上，科斯对中国发出了十大忠告，包括：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中国应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在中国，教育和税收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等。
其中，最令一些中国人振奋的一条，就是科斯提到，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他说，“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希望在中国。我相信你们是不会让我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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